论宋人题跋与书画经典的建构

宋代兴盛的书画题跋是一种书画批评的新方式，宋代士人通过题跋书写深度介入书画批评领域，并彰显其话语意识，塑造新的时代经典。通过题跋，宋人确立了颜真卿、杨凝式、蔡襄等书法家的经典地位，也引领了对李公麟、范仲淹、李结等人作品的阐释方向。题跋文体的小品化有助于评论焦点的形成，构建重要的“第一读者”评论；题跋文本具有开放性与对话性，不断丰富的题跋不仅对原作进行回应，也构成与整个书卷、画卷题跋系统的对话，使得对原作的阐释得以层累；题跋书写的社交场域带来观点的交流，形成圈层共识，名人题跋对经典的形成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题跋由副文本到独立文本，独立于原作而进入文集，其传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晚明题跋分类与文体观念的呈现——以晚明三部重要选本为中心

晚明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文选本《明人小品十六家》《文致》与《文章辨体汇选》等,题跋选辑各有风姿,体现题跋文体的包容性和文体观念的开放性特点。晚明时期的文人所秉承的散文观念,与五四以来以"小品文"为特征的现代散文观念之间存在一定裂痕,在进行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不应简单地以文学、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分割,应该从广义地文章观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通变的面貌。     

论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与具体方式

所有的文体“本同末异”,故客观上本有可通融性；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文体辨析不期然而然地为文体浑融做好了准备；文体浑融具有自主性、契合性、不对等性及排异性等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文体融合也可称“文体互文”。中国古代文体互文的具体方式约有六种：构思性互文；表现模式互文；讲说口吻互文；语言体式互文；风格互文；体裁、体类互文。这六种互文方式也不绝缘，相反，文体互文或文体融合常常是多种方式共存并行、综合性施加的。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该期的上梁文创作经历了由类型化正体向个性化变体转型的过程,使上梁文的文体功能、文体样式和文体风格都为之一变。宋代上梁文正、变二体的转型,是创作主体情感自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的破体新变,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文学化的进程。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论欧阳修以史笔为碑志的成就

在中国碑志文学发展史上,欧阳修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并既有丰富的碑志文创作实践,又有独到的碑志文创作观念。他继承传统的铭文观,认为碑志文的文体职能在于纪德昭烈、传名久远,与史传的文体职能相近,并主张运用史家的叙事笔法创作碑志文以实现碑志文叙事的简要,为后世树立了以史笔为碑志的典范。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JP2〗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论文化史学与史性文体——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卷组为中心

中国史学源于以天文学为中心的博物学,这决定了中国史学与中国诗学具有相同的理论背景,但流变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化中的文观念、笔观念关系密切,因而史、文、笔诸观念相结合是形成相关文体、文体群,并决定其精神走向的关键环节。     

论邓肃书法的审美趋尚——基于其《论书》及书迹题跋

邓肃为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有《栟榈集》25卷传世。他诗、词、文兼善,又长于书法。《论书》阐明了他对笔墨纸砚的认识与取用法则,并对唐宋几位书法大家及其书法特点进行了品评鉴赏;由其书迹题跋,可以洞见其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及尚晋崇王的书法趋尚。邓肃《论书》及其书迹题跋,皆精到语,既充分体现了他的书法造诣,也折射出宋季书学的审美取向。     

论明代的幛词

幛词"亦文亦词"的文体形态和固定的行文格式,使古今文人学者对其文体归属持不同观点,或归于"文"类,或置于"词"类.幛词的四六序和词体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独特的文体特色.作为明代常用的颂贺文体,幛词歌功颂德的内容和雍容华贵的物质载体,是明代官僚贵族阶层交际礼仪、风俗人情的文化表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当时官僚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虚荣、浮夸和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幛词虽为应酬之作,但具有文体创新意义及文学价值.从文体特性而言,幛词与启文、赠序文的文体功能最为接近.但二者的文体特色却大异其趣;幛词使用的范围较窄,仅用于喜庆场合,其语体以骈文为主,文体风格显得庄重典雅.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论中国佛教忏文的产生及其演变

佛教忏文是佛教忏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宗教礼仪文体.佛教忏文的产生有其异域宗教文化的渊源,原始佛教时期的忏悔文最初是作为维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的.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二是伴随中国佛教忏法成熟而兴起的礼忏文;三是受世俗祈禳文化影响的斋忏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佛教忏文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体与文化之间天然而紧密的内在联系,为厘清多元文化价值下的文体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论古代批评文体的嬗变规律

中国文论史上,每种批评文体都有其鲜明的体制特征,文体体制的嬗变呈现出变与常的悖立整合;受时代风尚、批评主体情趣爱好以及文体本身发展规律影响,批评文体的语言表达和艺术手法表现出散韵、秀隐交错的嬗变规律;批评文本结构、语言表达等的变化,必然引起文体体貌上的不同,因此,批评文体之体貌体现出质文代变、雅俗相递的嬗变规律.     

论哀辞的产生

哀辞作为一种文体形式 ,创构于崔瑗 ,它是诔文与悼亡诗结合的产物 ,哀辞的形成、演变与诔文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

20世纪第一个10年,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创作了近百万言的传记作品,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种类型;其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新体评传体式,成为"新文体"家族中社会影响和创作数量仅次于政论的重要品种,构成了"文界革命"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领了新体传记文创作的时代潮流,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传记文学鼎盛的时代。梁启超的新式评传,具备了"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文体语体特征,尤以议论精警和激情澎湃著称,以"悲壮淋漓之笔"达"维新吾民"之旨。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阵营的传记文作家中,柳亚子和刘师培创作成绩突出,且标示着两种不同的传记文写作范型与趋向。柳亚子的传记文可视为梁氏新体传记文的普及版,刘师培的传记文采用白话语体,文体形式上亦属于源自西洋的评传体,标示着白话评传的新方向。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