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

明清以来的徽州,人们对人生仪礼中的丧葬仪礼格外重视。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探析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特点

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的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繁盛,族人为了团结族人,联宗、睦族,开始大量地编修谱牒,家谱数量达到历史之最,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善本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分析,研究徽州族人在编修家谱时所呈现出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为后世族人更好地认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与翻译

隐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认知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既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同时也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隐喻和文化密不可分。人类认知经验的共性和客观世界本身的相似性为不同语言中相似性隐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由于不同民族文化意识、社会风俗、历史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有些隐喻概念又为某民族所特有，不仅体现该民族自身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以及传统习惯，也透视出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概念等。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黑国语”——包头方言中的隐语行话

旧时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行话。作为一种语言形态，隐语行话具有交流的属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有开放的一面，日久天长，自然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地方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和整理这些已经过时和即将消失的语言，对于研究和了解“走西口”以来包头各行各业发展的历史，以及如实反映当时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回回人的“天房”意向: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与游学关系初探

本文详细梳理了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游学与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教派门宦这一特殊领域内回回人的"天房"意向。本文认为明清时期回回社会的游学促使了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教派门宦的建立,教派门宦建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游学的发展,无论是教派门宦的创立还是教派门宦创立之后的举措都明显地体现出回回人的"天房"意向,即努力保持与伊斯兰教发源地"天房"之间的沟通。     

一场不彻底的社会改造尝试——浅议南京临时政府净化社会风气的探索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为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对人们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仅认识到改造社会风气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采取禁鸦片、禁赌博、放足、剪辫、弃繁缛礼节及刑讯逼供等措施,力图尽快奠定资产阶级执政的社会文化根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风气改革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人权为基本理念,以法制为保障,以西方为蓝本、吸收中国传统风俗中的精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宣传发动不够深入、持久性差等不足,这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成功.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风气净化运动的得失进行分析,对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变化，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人民的需求变化推动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创造活动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人民利益的不断满足是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人民需求发展、人民创造活动、人民利益实现的历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历史。文章通过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主体性的内生机理分析，试图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规律，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生态政治旨趣

孟德斯鸠关于政治法律体系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的“环境因素说”，以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说”，具有明显的生态政治　理论旨趣。从生态关联的观点看，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习俗，孕育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　同时，社会结构局部因素的改变，又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正是因为事物间的生态关　联，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入手，探求政治法律体系的环境基础与演变规律，其理　论意义无疑超越了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