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学的伦理之维与道德基础

伦理学方法与工程学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本应是有机统一的 ,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严重淡化。通过对经济学的伦理之维这一“现代性”问题的古典追问能看出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 ,人类原本就不存在不讲道德的经济学 ,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能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同时 ,正义性问题成为了现代经济学伦理之维的终极关怀 ,探究经济制度所体现的道德追求、道德原则以及制度公正等问题成了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意 ,经济学必然是以合理的道德性为基础的。通过对正义理论和从理性选择中推导出道德的逻辑的学理梳理能看出 ,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在当代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共同语境对话 ,将会孕育着一个向亚当·斯密经济学和康德伦理学在学理上的回归 ,经济学的伦理之维和道德的经济分析必然从经济学的现实走向伦理学的超越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对当代道德文明建构之路的思考

当代道德文明建构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还是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对此学界有较大的分歧.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各有优劣缺失,同时它们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有较大差别.尽管规范伦理有缺陷,但它比德性伦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对道德的要求,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以规范伦理为中心,辅之以德性伦理的开掘,形成现代的道德文明建构模式.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中西传统伦理文化关于道德本质认识之差异

如果以道德的一级本质为基点,对中西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比较,那么,道德本体论恰是中国伦理学传统的主流;道德工具论则是西方伦理学传统的主脉。道德本体论视道德为宇宙之本体,视人为道德之工具,强调道义的至上性与超功利主义。与之相对立,道德工具论在人与道德的关系上,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在历史与道德的关系上,坚持历史本位主义,肯定道德作出适度妥协的合理性。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元伦理学是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未加证明的前提和假设的理性反思活动。没有对这些前提和假设的讨论和证明,规范伦理学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有可能犯“论点预设不当”的错误。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道德判断是否表达可以有真假的信念?究竟有无道德事实?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动机如何可能?道德辩护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最终会导致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和反思,反过来会极大推动道德问题以及和行动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决策学等的研究。因此,如果人们想更深入地探讨规范伦理学的问题以及道德问题,就必须考察规范伦理学所预设的前提和假设,开拓新的道德研究领域,从规范伦理学走向元伦理学。     

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在当今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的宏观背景下，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在伦理目标确立上，既要坚持主导道德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多元道德取向的现实合理性；在伦理规范建设中。不仅要设定人们行为之应然，而且要昭示这种应然之内在依据；在伦理功能向度上，既要注重贬抑人的行为之“恶”，且应褒扬人的行为之“善”；在伦理价值追求上，不仅应着眼个体的致善，而且要研究社会善的实现。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实关注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提升伦理学的学科价值，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道德根据之探索--读杨国荣著《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就其作为一门学问而言 ,无疑离不开其对实存世界所表现的许多道德问题和现象作出说明和解释 ,提出规范和原则 ,进以达致其催人向善 ,敦德成化之目的。然而 ,此“因事制范”之功 ,必当有其形上理据之基 ,庶几见出道德哲学所以文理密察 ,彻上彻下之规模和气象。道德根据之追问是“理之所以然” ,原则规范之建立是“事之所当然”。给人的生活制定系统的道德行为图表 ,总是可以藉由传统的、习俗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进行 ,虽然我们不大习惯于把道德条规想象成为或多或少地完整的东西 ,但此一工作比较而言无疑显得轻捷方便一…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佛教应对现代生态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空间:从“缘起”到“慈悲”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究其本质是道德危机,当代生态(环境)伦理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理念,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佛教以觉悟和解脱为终极目标,以“契理契机”精神随顺不同时空因缘之流转迁变而开出新气象.对大乘修学者而言,生态保护是发菩提心、趣菩提道、成菩萨行的“方便”,是成佛的“必修课”；对非佛教信仰者而言,佛教根本义理中能推导并生发出让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下的人群共享的伦理原则并落实于生态保护.基于佛教“缘起”世界观的“慈悲”,是贯通佛教义理和生态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是佛教参与现代事务的“通行证”.     

建筑的伦理基础:一个现象学的考察

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之思蕴含了一种伦理学导向的建筑现象学的可能性,但是他的存在论基础妨碍了他伦理学本源之思。巴士拉提出的“好好存在”概念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补充。由此,可以重新发现海德格尔的“EsGibt”概念中所蕴含的伦理现象学义涵,以及在“止”和“让”的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建筑现象学的伦理学奠基意义。     

从中庸之道到“无知之幕”:四种媒体伦理理论评析

如果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考察,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域外伦理学世界中,人类已经发展出若干种经典的理论.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相对沉寂之后,到18世纪后期,康德的道义论和英国的功利主义相继问世,彼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关照和反差,极大地丰富了伦理学世界.20世纪新产生的伦理学视角林林总总,其中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无知之幕”假设,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情境性的伦理视角.以上理论视角的运用,尤其是综合性的运用,为我们探讨复杂的媒体伦理议题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本文简要地推介了这四种可运用的伦理理论,并对于它们在媒体伦理研究中的前景和不足做了概要分析.     

追求应当：人性的伦理学视野——“经济人”的伦理分析

伦理学界对经济人的讨论存在着某种偏颇对经济人本身的伦理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经济人伦理分析所指为经济人本身的道德底蕴及其道德限度的理论分析，以敦促经济人道德人格向伦理学所追求的“应当”的理想人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