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义利之辩述论

中国历史上王霸义利之辩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政治准则以及品分政治的标准的讨论。传统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认识是由以辩析王霸的内在价值尺度,用“道义”的观点体认政治是古代思想家基本的思维定式。宋代程朱学派与功利主义思想家关于王霸义利的论争各有千秋,而程朱学派“在心不在迹”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富于积极意义的理性精神。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孟、荀的王霸论述都旨在回应孔子王霸论述留下的一个理论缺口,即霸道是否可以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正一反的答案,这是因为二人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孟子的判准是政治家的心术,而荀子的判准则是政治功效。基于政治功效的判准,荀子认为,礼乐、政事、赏罚是王道的“三要素”,因此,王道实际上包含了霸道的要求。同时,荀子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亡、存、霸、王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由此,荀子王霸论述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境界论。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化解了孟子以来王、霸的对立,守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辩护了王道的现实价值。     

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以"法治"为内核的秦政形成于商鞅变法后,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家统一后没有及时转换统治模式,导致秦朝遽亡;王莽"新政",以儒家"王道"理想为内核,用"先王之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然而历史没有赋予王莽转型统治模式的任何空间,新莽政权也短暂而亡.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于，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孟荀王霸思想研究——兼评中美外交战略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其中以孟荀的王霸思想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著称;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根源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也造就了两国奉行不同的外交战略和价值观。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到孟荀王霸思想的分析与研究中,兼评中国"王道"外交战略与美国"霸道"外交战略,是总结当今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现实启示的重要途径。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本文论析上博简 (二 )中《容成氏》关于“启攻益”、“汤攻桀”以及上古帝王世系的记载与经、史相异 ,并且探讨了《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 ,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 ,在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而孟子的思想更集中在“王霸之辨”时 ,《唐虞之道》等篇的“帝、王之辨”就不合时宜了。“史”受到“经”的影响 ,经、史都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禅而不传”、“启攻益”、“汤攻桀”等等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掉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早期儒家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     

秦汉历史转折的思想史分析

秦朝的统治思想并非法家思想,秦政之误的思想根源在秦始皇置换以后的阴阳五行学说,其思想管制使秦失去了调整统治政策的可能性.秦政向汉政的转变开始于思想控制的改变,黄老政治保证了思想意识的开放,思想家的"过秦"和对现实的分析促进了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因为政治的统一,思想意识也逐步地趋同.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论“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汉朝的政体改良与大政方针

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

一部春秋史,主要是强国争霸史。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对霸政的研究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较早地把“霸政”理解为与“王道”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后,荀子著有《王霸》篇,继续探讨王道与霸政的关系,得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结论。从此,“王霸之分”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命题。本文拟从天子、霸主、诸侯关系入手,对春秋霸政的一个侧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