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后时代的发展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体系形成后时代,面临体系健全、实施激活和保障强化的三重发展任务.践行党内法规体系成熟标准、提升党内法规全生命周期质量、维系党内法规体系统一权威、形成党规国法相向而行格局,是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策略.营造浓郁的全社会学习党规的氛围、持续加大党规公开的力度和落实执行责任制,是激活文本之规走向行动之规的主要机制.德才兼备的党规专门工作队伍、守正创新的党规理论研究队伍和代代相传的党规后备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根本的组织保障.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三维路径探析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制度是促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种常态的利器，一体协同推进党内法规制度文本建设与制度执行成效，既是新时代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在执行中存在执行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执行过程受阻滞、实际效果受折损等现象，党内法规权威性问题引发普遍关注与忧虑。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主体动力内嵌于执行过程并在内外环境相互影响中生成的，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百年变局相互激荡背景下，可以从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关键少数”示范表率、奖励惩戒双管齐下、执行监督组合发力、内外环境协同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逻辑与对策，为管党治党提供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的创新探索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精神之魂,贯穿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全过程。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本文尝试创新探索,通过制定党规、宣传党规、执行党规的路径和方法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建设,以形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的长效机制。     

论党内法规执行效果评估合理性标准

合理性是在合法性基础上对党内法规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其作为党内法规执行效果评估的标准，对于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反馈党内治理需要、维护党内法规的尊严和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但合理性标准在党内法规执行效果评估实践中也存在缺乏明确的规范内涵、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可操作性等困境。为此，我们应遵循正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可行性原则、比例原则，将合理性标准具体展开为符合公平公正要求、考虑相关因素要求、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等方面，为党内法规执行效果评估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依据。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

自党内法规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日起,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热度不减,受到了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学科和领域学者的重视。囿于党内法规理论尚未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党内法规具有独特的制度逻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法治属性与政党制度属性,这是生成党内法规本体理论的前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需要以党内法规本体论奠定理论研究基础,以党内法规价值论凸显制度功能取向,以党内法规历史论阐明制度变迁规律,以党内法规运行论描述制度动态实践。     

党的领导法规之概念展开

党的领导法规从实务概念发展到学术概念,内涵有所变化.以"部门法"思维观之,领导法规专事调整党的外部领导关系,主要规范事项除了领导行为,还有领导主体、职责和保障等,因而不仅指"1+4"框架中的领导工作单行法规,还包括党章和其他三大板块党规中的领导规范.相对应的党规部门是调整党建关系的建设法规.党建关系、外部领导关系都离不开由党章及其关联法规所调整的党内领导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称党的领导制度涵盖建设法规和领导法规.为贯彻宪法之党的领导原则,国家法律对党的领导事项作出规定,社会规范等对领导法规进行细化.这些在党规之外的领导规范和作为党规的领导法规共同构成党的领导法体系.发展一种部门党规意义上的领导法规概念,对于发展领导法规教义学、构建部门党规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目标、问题与路径

基于规范主义法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研究角度,理论界对党内法规制度属性的认识出现差异。党内法规作为一类重要的治理规范,其建设必须以良法善治为目标。当前,党内法规建设存在着规范性仍需提高,实效性有所不足,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仍需加强等问题。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以习近平依规治党思想为指导,使党内法规建设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服务于党的建设的实践需要。同时,推动党内法规由义务性规范向义务与权利平衡性规范转变,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     

与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商榷——兼论党内法规体系化的路径与方式

法典化是国家法领域的专门概念，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渊源于法律法典化说，但该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缺乏法理基础和实践依据。法典化并非通往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唯一路径，党内法规体系化不等于党内法规在规范上呈现“法典化存在形式”，但可以借鉴“法典化思维方式”。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党内法规之间的融贯协调，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集成型、汇编型和单行法规型，三种方式有机统一，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     

论党内法规的规范性 ——基于党史和学理的双重考察

党内法规作为一种具有法意涵的规则体系,规范性是其重要属性.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和规范性理论的双重视角展开论述.党内法规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产物,"党内法规具备规范性"命题的直接来源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内法规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表达了党内法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构建党内有序统一的政治秩序"的原初目的.目前党内法规已经构成了严谨的规范阶层结构,这一规范阶层结构是党内法规具体条款具备效力和强制性的体系支撑.党内法规的规范性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价值正当性及其对党内法规体系以及具体条款的价值传导,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取向通过党内法规变迁机制、义务权利机制以及规范性表达式传导至党内法规并获得贯彻实施的保障.趋向学科化的党内法规,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法规规范性的阐释和论述.     

发端于中国本土的“软法”机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透析及其逻辑解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在当前的法治体系建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将外来的"软法"概念及其"软法"思潮移情于中国本土,方可以认知"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在实践中,"党内法规"的"软法"旨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党内政策-法与政策的集合体-软法"这一范式转换逻辑。在蜕变为"软法"之后,"党内法规"又与"国家法"演绎出共生、共治、背离三种互动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切实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衔接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则需首先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旨趣的融通,继而达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制度对接,促成两者双向建构。     

依规治党的价值旨归和现实理路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范畴内,依规治党强调在管党治党过程中以党规为重要抓手,其管理机制和治理效能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行规范性。按照价值逻辑,依规治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宣言”,而且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首要前提,从而推进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进程。按照辩证原则,依规治党同党要管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党构成了协调互补关系,促成了在辩证原则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党规和国法相契、“法”与“德”刚柔并济的统一格局。因此,依规治党的现实逻辑理路在于：以党的领导为“根”,推动依规治党常态化发展;以思想政治建设为“纲”,营造依规治党清朗生态;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茎”,确保依规治党有规可依;以增强制度执行力为“果”,保障依规治党有效推进。     

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与内涵逻辑研究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对其进行党内法规学研究需要遵循党章文本蕴含的历史规律和重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运行的实践环境，追求理论逻辑、规范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规文本与制度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包括“集中有效执行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和“民主有效制约集中、激发全党创造活力”两重理论基础，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则发展为对党内民主正当性与集中领导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此，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内涵逻辑展现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实现组织运行有效性的活动规范和实现监督制约的保障规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与时代启示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内法规制度应需而生、迎时而立,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为践行“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在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要求下开辟了体系化发展的路径。百年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启迪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布局,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建设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论依法改革与完善党内法规审查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强化依法治国,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为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必须建立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对改革载体的党内法规的审查力度.一方面,完善事前审查程序,通过立法机关修改法律,将改革决策从党内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完善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赋予党组织和党员提起审查要求和建议的权利,实现主动审查与备案审查相结合,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法治手段为改革保驾护航,使改革沿着法治轨道运行,适应“依法改革”的政治新常态.     

合章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共治的中国式图景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新篇章,推动了合宪性审查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推进了合宪性审查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等关联一体的制度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能否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或者说能否将党内法规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存在一定的争议。无论基于党章与宪法关系的理论审视,还是立足于合宪性审查本身的理论反思,党内法规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皆存在不足。构建中国特色的党规国法审查监督体系,需要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在各自场域中相对独立运行,同时又相互衔接配合,两者并行不悖、关联互通。回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发展的需要,对照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重点围绕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的主体、对象和一般程序等,构建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制度,以形成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协同发展的中国式审查监督体系。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路径选择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章、党规、党纪有效规范党内事务和硬性约束党员行为的治理过程。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解决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新形势下,制度治党面临着制度治权不甚理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制度执行较为乏力和制度绩效无法持续发挥等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歇.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并分别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建设需要持续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侧重点的制定和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呈现法治化、体系化的发展特征,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与实践成果.梳理建党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在历史经验中总结相应的经验启示.     

论党内法制与党内关系的确立和调整

三年前，我曾撰文对“党内法制”这一概念进行探讨，认为：党内法制是指党内法规和制度，以及按照党内法规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党内秩序。其核心是，在党内生活中，全体党员、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依照党内法规和制度办事，在党规党法面前人人平等，要以党内法规和制度治理和管理党务。据此，党内法制的含义，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党内法制的实质是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意志的法规化和制度化；二是，党内法制的主要内容是制定、执行、遵守和维护党内法规和制度；三是，党内法制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党内法规和制度建立和维护一…     

论溢出效力与党内法规性质的独特性

围绕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否存在”衍生出“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基本立场以及更为具体的四种观点,党内党外关系与效力自身性质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由实证考察发现,党内法规无论是在规范文本还是实践样态中都存在着从党内向党外溢出的客观实情,讨论重点由此应转向效力性质本身。由法学转借而来的效力解读即“约束力论”因其方法论前提及其对外在行为的聚焦使其难以适用于党内法规,应对此挑战的“转化力论”亦存在概念不周延问题。实际上,党内法规效力应当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秩序力”并保留了规范调整内心的因素,党内法规的性质由此也首先集中表现为制度性规范秩序。在此框架下,能够较好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法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关联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更为明确地把握到党内法规调整内心塑造思想秩序、严格自律乃至自我革命等方面的性质独特性。     

党的政策、党内法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协同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政策和党内法规并非与现代治理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相反两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政策的宏观性、灵活性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是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与法律保持一致,从不同维度参与国家治理。党内法规的纪律性、法律性通过作用于党的治理,科学地、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无论是党的政策还是党内法规,都与国家法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法治治理逻辑下协同作用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