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党组研究

在中国政治中,执政党通过党组联接国家和社会。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视阈来看,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领域的组织嵌入,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嵌入式治理机制,是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组织调控和有效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党组嵌入式治理的生成具有较厚实的政治、社会及价值基础。在嵌入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中,党组通过人事嵌入、权力嵌入和文化嵌入等,来实现嵌入式吸纳、监管与渗透,从而增强执政党在社会网络中的领导力,夯实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党组在运转时要注意发挥嵌入客体的功能与积极性,努力实现与嵌入客体的良性互动。     

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

新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起以目标、动力与空间为系统的规范性研究范式。重新梳理与归纳规范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塑造逻辑，可以为超越长期“嵌入式发展”的经验视角、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复杂解释路径，以及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规范化的嵌入范式只有结合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才能使社会工作在符合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到专业性与科学性所定义的发展初衷。     

社会工作在地化的脱嵌与重嵌

当前社会工作呈现嵌入式发展状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宏观嵌入、服务空间的部分嵌入、专业发展的渐进嵌入。社会工作在地化嵌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行政管理倾向限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量化指标导向影响社会工作理念的初衷、社工流失趋向阻碍社工队伍的壮大等脱嵌表征。为此,应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向;通过赋权服务案主、强化评估伦理,确保指标式考核向全方位考评转向;通过制度化回应社工人才发展诉求,推动社会工作"内卷化"向职业化转向,寻找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的重嵌策略。只有通过在地化策略,才能在脱嵌中找寻社会工作重嵌的途径;只有回归本原,才能在重嵌中找到社会为本的传统。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机制与经验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三地社会工作发展为例

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社会工作在我国恢复已有30年。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将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过程纳入制度生成的框架，梳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成路径，反思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恢复是旧制度（行政社会工作）和新制度（专业社会工作）在教育制度阶段的“暂时性”接轨，社会工作自恢复起就处于一种缺乏“自主性”的嵌入状态，因而显现出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工作发展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政制度的“路径依赖”。当前社会工作发展可能的创新之道在于从既有的“路径依赖”逻辑向“镶嵌式自主”逻辑转换，以探究更加符合实际的本土化发展范式。     

社会工作视野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路径探索

作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在价值理念、工作原则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亲和性,这是社会工作嵌入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前提;而社会工作本身的外生性为党的群众工作理论创新需求提供了现实依据。社会工作应从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方法层面嵌入到党的群众工作中去,从而实现党的群众工作创新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和而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分殊与经验会通

中国社会工作在转型中呈现出民政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草根社会工作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从本质上讲,权力本位、行政逻辑主导的民政社会工作是计划经济时期权威主义传统的延续,权利本位、专业逻辑主导的专业社会工作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的散播,关系本位、实用逻辑主导的草根社会工作是转型社会儒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回潮.正是社会工作三重实践形式之间的彼此分离、三类社会理解的相互对立和三种价值理念的深度碰撞,造成当下特有的"社会工作现象".摆在中国社会工作面前的最大任务,在于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打通中国经验与国际通则之间、本土文化与西方话语之间、传统惯习与现代潮流之间的沟通屏障,在对话和整合之中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经验的融会贯通.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发展的背景、动力与价值

近年来,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建设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议题的提出,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转型问题与实现这些战略任务中的独特优势和可能贡献,并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创新促进社会工作加速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战略,为社会工作行业的制度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依据大卫·豪关于社会工作理论的二分法,社会工作政策可分为"为社会工作发展服务政策"与"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它们经由政府、公众与社会工作行业三者推动而得到发展,而它们的价值追寻在于谋求社会工作的合法性与回应政府和社会的需要。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就开始了关于西方社会工作在我国乡村建设中的本土化探索，成立了由乡村建设所需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组织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并立足于乡村的集体伦理精神来开展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对我国乡村建设的介入，具体呈现为专业社会工作面向本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但由于介入障碍的存在，这种嵌入式发展也存在着发展困境，需要再次开启本土化的进程。推行合作型的本土化就是要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完善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以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应侧重以下两个方面：在服务主体上，需要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和其他乡村建设所需专业人员形成混合团队，使之具备乡村建设所需的全部能力；在工作理念上，要尊重家文化对农民思想与行为的基础性作用并培养农民的“关切心”与“公共心”。     

制度逻辑冲突:场域约束与管理实践

现代社会中,组织往往嵌入在日益多元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逻辑冲突给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压力与挑战,包括合法性不足、权力冲突、组织不稳定等等,因而组织必须有效管理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组织场域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其结构特性决定了制度逻辑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管理制度逻辑冲突存在多种战略与实践,其主要趋向是对多重制度逻辑进行整合式创新,以充分利用制度逻辑所提供的资源。制度逻辑冲突管理研究为认识中国转型社会组织与制度变迁提供重要视角,也将从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时序研究

社会手段是有效的消除疾病的措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需要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合作与介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使缺乏制度嵌入的群体茫然失措形成社会风险 ,社会工作的事前介入通过制度建构为公众构筑安全网络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惯习的解构 ,社会工作的事中介入协助人们建构新的惯习 ;以社会工作的事后介入来形塑新的场域 ,弥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类场域所形成的破坏。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软性嵌入: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德育教育的行动策略——基于武汉两所学校的社会工作介入实验

学校社会工作和德育教育的目标都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而在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上,学校社会工作具有专业化的优势。然而,当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固有框架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应试教育使学生在学校面临结构性的时空紧张,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面临缺乏介入时空的困境。所幸的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内容上的包容性特征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武汉两所学校的社工介入实验的研究,可以发现,软性嵌入是将社会工作引入学校以优化学校德育教育的有效介入策略,其基本逻辑是:第一,学校社会工作通过对德育教育的理念性和工具性框架借用形成初步介入空间;第二,介入空间经由学校、班主任和学生三大主体的合法性确认得以制度化;第三,学校社会工作对德育教育软性嵌入时要注重自身的主体性。     

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出场路径,内蕴其中的是"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中国逻辑,其中政府利益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隐性逻辑.在社会工作的中国逻辑之下,西方社会工作原有的价值观基础被抽离,部分原则、理论、方法与工作模式嵌入到我国原有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与工作体制之中.社会工作的中国逻辑又决定了社会工作依附式生存的长期性与独立式发展的趋势性.在依附中寻求独立、在抽离中重新扎根是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提理念.     

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概念框架的内涵外延、类型层次与基本特征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福利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社会建设时代来临.中国社会福利时代殷切呼唤专业社会工作制度.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发展状况的最佳观察视角是社会工作实务、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实务(practice)成为核心概念.文章从实务概念内涵外延、构成要素、界定取向、基本类型、层次结构和基本特征,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实务与一般社会活动主要区别角度,首次界定什么是社会工作专业实务与专业社会服务活动这个基本问题,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工专业实务理论与实务模式建构提供理论基础,指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务、实务理论与实务模式发展方向,积极发展中国特色专业社工.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理论基础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制度是“积极专业化”制度性前提.     

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多重涵义,有基于文化和制度的,有基于理论的,有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还有基于地区和实务的社会工作模式.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经验,在理论视角下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并讨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涵义,以人的需要为本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核心.界定服务对象的需要类型和需要内容,评估他们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基础,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是制定社会工作实务方案的目标.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嵌入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中,嵌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中.     

从嵌入到共生：社会工作的组织场域探析——基于深圳医务社会工作的考察

嵌入视角以社会工作为中心,探讨嵌入主体和嵌入对象的关系,对被嵌入对象的能动性与多元主体的互动重视不足。组织场域视角鸟瞰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在内的组织互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突破嵌入视角的局限。组织场域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政府、医院、社会工作机构等多个组织互动合作并建构新制度的动态过程。在政府主导作用下,社会工作实现了强制性嵌入,内生动力不足的医院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了间接桥联,但组织场域内也存在权力失衡与过度依赖、合作共识缺失与认同困境、利益关联薄弱与互动不足的问题。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从嵌入发展迈向共生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权力关系,增进相互认同和合作共识,建立多方共赢的互利关系。在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背景下,组织场域视角更有利于社会工作机构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