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僧佑《出三藏记集》

属于两大不同体系的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由于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开始了中印文化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佛教经录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留下的文化宝藏。     

宇宙之舞神——作为审美形象的湿婆与龙的文化透视

从印度传教徒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和中国的香客们纷纷跑到佛庙去朝拜神灵,从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佛教文化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印文化艺术深厚的渊源联系。近年来,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比较详尽而深入的考察。特别是中印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这对揭示人类四大文明遗产中的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广泛联系,展现东方文化艺术的本质精神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印文化的比较研究尚处于发掘、梳理和描述佛教文化如何在东移的传播过程中向中国文化圈渗透濡化和演变的经历,从而解释佛教在中国获得广大“市场”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然而却普遍忽略了佛教文化以外的婆罗门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分析这两大文化系统所蕴涵着的东方文化方式(包括审美方式、思维方     

中国儒教与日本大化革新

(一) 具有五千年可考历史的中国文化,是亚洲文化的伟大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东方正教文化、伊斯兰回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一起,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五大文化形态。与其他四种文化形态一样,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有着广阔的国际涵盖范围,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圆心的文化圈。作为成熟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儒教渗透在各个方面,在中国文化圈以外也起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日本历史上足以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大化革新,其政治思想基础和政策策略指导就是中国的儒教。     

佛教中国化过程试析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史前,每一个地区,乃至每一个部落,都具有各自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而形成不同风格的文化区域。人类在追求生存、发展中,文化区与文化区之间,终究是要接触、交往的。随着交往的加多加深,许多地区性的文化,便逐渐融合成若干个大文化圈。大文化圈内部,虽仍有小异之处,但在大文化的笼罩下,在主要思想方式和生产、生活的若干规范上,都总有其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随着岁月的积淀,更突出了它的特殊性,从而增强了它的相对稳定性。故在与圈外文化的交往、交流、交换中,“接受”是有选择的,“修正”则在所难免。中古以后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是几种主要文化的融合体。在外来文化中,佛教文化最具特色。现仅就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作一些探索。     

人类文化圈简论

文化圈是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的复合体。文化圈有小、中、大之分，语言文化圈为小文化圈，文字文化圈为中文化圈，人类文化圈为大文化圈。本文从地缘政经、肤色人种、宗教信仰和生活环境四个方面对人类文化圈作了简要的概括和论述     

民族文化交融中的人际适应研究——以青海高原文化圈中的大学生为例

在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存与交融的青海高原文化圈中,大学生人际适应的难度加大,部分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汉族大学生与青海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族心理特质、民族历史上的交流和冲突是影响大学生人际适应的主要原因。     

鉴真东渡与日僧西行——以《东征传》与《天平之甍》中的人物形象为中心

以《东征传》和《天平之甍》所讲述的鉴真东渡事件为中心,在东亚文化圈的视域内探讨其深层佛教文化根源及社会性因素,同时围绕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从史学和文学方面进行多向度的深层分析,探究诸多历史文化现象的生成背景以及作者的文学创作意图。     

中西古典小说比较

中国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她的文化却是开放性的,她吸取与之交往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传统。就小说而论,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佛经的唱读和变文、宝卷的流行,引起了我国话本小说的大发展。后来的《西游记》,不但取经故事本身与佛教文化关系直接,即使孙悟空这样的重要形象,也与古代印度纪事诗《拉麻传》中的哈奴曼有关。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丝绸之路石窟寺文化蠡议

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弘与固有文化碰撞、交融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道方式是经像并传,石窟寺造像、绘画等,又称"经变相",是文化的载体。印度佛教造像存在不同的艺术特征,受印度固有文化及希腊乃至罗马文化的影响,传入中国又受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该文对丝路石窟寺像教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造像艺术中存在(含有)的中外多元文化进行一些蠡议,以期对石窟寺文化全面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佛教文化照亮“品牌100”

作为公司“品牌100”项目中几大佛教文化产品项目的负责人，我列公司的佛教文化相关产业充满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一丝不苟、礼佛敬业已经成为我的日常行为指针。正如贾木云董事长所理解的：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点，是最早统一人群意识形态的信仰之源，信佛即要相信爱的大义。为了推动佛学文化与互联网技术的有机融合.     

作为媒介的驿道:古代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考

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汉代至清末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与驿站分布情况。西域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博望凿空”之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各族人民迁徙流转、物品沟通互用、语言转换借取、日常生活彼此影响、信息沟通扩散的场景。长安通西域的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因明三支作法的逻辑性质

印度逻辑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所谓古因明阶段(始于公元前三世纪),新因明阶段,又称佛教逻辑阶段(始于公元六世纪)及新正理时代(公元十世纪以后)。印度逻辑随佛教文化输入我国,分别于七世纪由佛教学者玄奘引入我国汉族地区,于十一世纪传入西藏。     

“实学”概念的演变

“实学”于东亚儒学文化圈乃一泛用词。公元前155年,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好古籍,招聘学者,奖励儒学,排斥虚无黄老之学和神秘图谶之说,崇尚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和礼乐刑政之法,而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据考,这便是“实学”一词的发端。由此发端始,“实学”作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中源源流长。     

许季上身世及佛学思想考论

许季上在佛教文化整理与佛教教育的推广方面,最有价值和需要考辩的工作一是赴印度考察学艺教育,二是参加和组织中日密教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三是协助徐蔚如整理刊刻佛教典籍.在佛学观念上,许季上对佛教在世道人心的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抱持着坚定的信心;他推举真言密教文化,强调要对其"略其行迹,寻其归系",突出弘法大师入唐求法的大愿心与大人格,目的在于恢复和激活自己民族的一种曾经失传了的文化传统,力图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季上在指导鲁迅学佛上不仅有所计划,而且有所挑选.鲁迅去世时,许季上的悼亡诗情深义重,潜意识中也是以鲁迅学佛之引路人自许.     

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

近10年来,从川西、滇西经缅甸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我们从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的Cinapatta问题到张骞在大夏见到经印度转输的蜀布、邛竹杖以及唐代阿拉伯商人的活动中,对“西南丝绸之路”在商业上的意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是,就10世纪以前而言,遍查史籍,此路上有具体记载的商业活动并不多见,多见诸史籍的是佛教僧侣的取用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这表明,10世纪前佛教传播在“西南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点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的贡献

本文从佛经翻译、佛学研究、佛学实践几方面阐述了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文化的贡献，意在说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虽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输出开始，但其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趋向。     

屈原问题考辨

无论翻阅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其人物传记所记述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都有事实与传说参半、似是而非的情形;有许多问题要判明其真伪,令人困惑。本文要阐述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也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人物,如古代希腊的著名诗人荷马和伊索、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迦梨陀娑、伊朗迦色尼王朝时代的菲尔杜西、我国的小野小町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等等一样,是生前详细事迹不明的“想像中的作家”。 众所周知,今日被看作中国文化两大源流的,是自公元前十世纪之西周初期至公元前七世纪之春秋时代初期创作的、集三百篇歌谣之大成的《诗经》,和自公元前三、四世纪之战国时代至公元一、二世纪之后汉时代创作的长诗《楚辞》;而屈原则是自古以     

佛教与东方文化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源于印度的佛教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在南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佛教中国化是文化过滤与文化变异的结果,汉化佛教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西亚北非文化影响,在强盛时期又远播西亚北非地区,对后起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也有一定影响。佛教沟通了东方三大文化圈,表现出鲜明的东方文化特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论惠能对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本文通过对惠能在禅宗前辈广泛兼容与吸纳中印文化的基础上,率先完成了把印度佛教全面彻底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回顾,论证了惠能创新了印度的佛教文化,使之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介绍了惠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认为惠能创立了平民化的佛教,使社会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惠能创立“和光接物”的理念,为宋明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惠能把印度佛教“出世间道”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入世观念融合起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与美学领域构筑起独特的精神家园。本文还进一步把惠能对佛教文化的创新放到世界范围加以考察,认为惠能在世界宗教史上,首创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为宗教服务社会开辟了新天地;惠能在世界哲学史上,是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最早的奠基人;惠能在世界文化史上,成功走出了一条自主把外来的异质文化完全彻底本土化,创造出比外来文化原产地更先进的文化,实现文化可持续进步的光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