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重构──现代主义通往传统的媒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曾被认为是一种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谓现代主义是指现代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动动，是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与传统文学遇然不同的许多思想流派的总称”。①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会发现，“反传统”不过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因外在形式的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虽有其标新立异之处，但其内在精神，或者说潜藏在现代派文学外在形态之下的题旨意蕴，却是对传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有人称现代派文学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现代形式”，或“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八股新编 文学别调——论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意蕴

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文学小品，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游戏八股文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但又与母体有着不同的品貌。按照不同的标准，游戏八股文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独特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和对自我孤愤的倾吐等。重新“发现”游戏八股文有其特殊的意义。     

走出“私小说”阴影的中国“自我小说”

中国“自我小说”虽然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可两者之间更有某种质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自我小说”还受到俄国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多元文学的联系与比较中对“自我小说”作一系统阐析。     

略论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维度

藏民族在其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传统生态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价值维度，具体包括：生活价值——“身外的自然”的开启和拓展；方法价值——“自身的自然”的延伸和放大；精神价值——人的自我超越；负价值——人类发展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准确地理解与把握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实质，对于继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前建设生态西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性爱题材的非诗意表现──现代英语文学的一个侧面观

现代英语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与传统爱情文学致力描写两情相洽，心心相印不同，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倾向。非诗意倾向具体表现为三种类型，即：现实无诗意”，“本然无诗意”，“诗意的现代转换”。     

论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

互联网技术在过去20年中的迅速普及为文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文学从“纸上”跃到“网上”，表现出一些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新特质。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具有开放性、平民化与大众化、读者群体年轻化、传播迅速化、语言的新锐性等特征。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

纵观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诠释，可以看到其由共善、普爱、有序、和谐的“有机体”的建构到对“无效的共同体”的质疑和解构——这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具有相似性。170多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共同体书写走过了从家庭到族群，从关怀自我到关怀自然及宇宙的逐渐开放的历程，其文化主张也经过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变化。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华裔美国文学中共同体的建构要素，依然在于族裔性的彰显、混杂的语言策略与杂糅性文化身份观的表达，其最大的特色是中美文化彼此包容、彼此吸纳过程中的和合与共。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参照和启示意义：我们只有秉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彼此尊重、包容，才能共存共赢，携手缔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论文学人类学学术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实质上更是一种以历史主义（而非逻辑主义）为价值系统的学术史观。它直接继承着中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特别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来，同时又是对这一传统学术方式的超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最注重材料的鉴别与使用不同，文学人类学更重视对于主体思维方式的批判；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与旧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不同，文学人类学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客观的价值中立策略；从历史观念的角度看，旧历史主义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基于一种“文化利用”态度，而文学人类学则以对历史本身的还原为旨归。作为一种学术史观的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其唯物史观依据可以归结为“原始的存在如何决定了原始的意识”。     

浅谈初中生良好行为的培养策略

初中生年龄大多数是12—14岁，这一年龄段的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行为准则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也知道要用道德标准去约束自我行为，规范自我行为，但在自我实践中其“知”与其“行”显得十分的不同步。大至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学生只表现在口头上说得响亮，而行为上常常与这些道理相违背，其“知”只是较低水平的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的互动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是一个双向建构的有机体。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自我的界定是不同的,同样,自我界定也影响着其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强调“人”的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所拥有的法权关系;东方文化中的“自我”,则强调了人的关系,凸显着人的关系属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位次。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态也决定了“自我”的本质与界定——对“自我”的界定和设计构成了文化的结果,并反映着一定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