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

美国学者最早意识到 ,文化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软权力———文化力。从这一角度看 ,美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向别的国家所展开的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文化侵略、以及“文化殖民”等文化外交行为 ,从实质上讲 ,是软权力 (文化力 )的运用和实施。由此 ,文化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其全球霸权利益的重要手段和策略。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日本加速推行政治外交的新动向

日本摆脱“经济外交”,推行既重视经济利益又追求政治目标的外交方针,始于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日本更突出推行“政治外交”,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插手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