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刍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这势必将成为威胁我国人口安全的严重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一、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多元因素许多人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单纯归咎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如：即使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较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此外,虽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

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 ,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变化趋势和人群、地域特征。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 ,主要表现为第二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其中只有姐姐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情况最为严重 ;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从地域分布来说 ,华南和华东地区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最为严重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就我国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讨论。这场学术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我国出生性别比是“真性”失衡,为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弄清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拓展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这一问题。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间，由溺杀女婴现象引起的过高女婴死亡率导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逐渐使较高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并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的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是保持在正常范围的上限值，即107左右。“男孩即止规则”（有选择性的在生育了男孩后终止生育），以及一些可以孕前选择以改变怀孕时的出生性别比和产前性别选择的传统方法，都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生1生别比开始日益偏离正常水平，实质上是在家庭规模缩小和现代性别鉴定技术的发展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发生的。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分析

本文发现中国的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同时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的,它同时又被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所加剧.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泛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同期农村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分别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直接原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在从人生的起点到人生的终点之间的各年龄段上 ,人口性别比因自然的、行为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在人口研究中 ,对人口性别比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出生婴儿性别比上。在中国尤其如此。在过去的 2 0年里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不断升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之原因与后果 ,及其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关系 ,引起了大量的争论。然而 ,对最为异常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 ,则研究不多。这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 ,一方面它是自然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它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较为微弱。中国的老年人口和高…     

探索降低出生性别比的治本之途——湖北大冶市变革婚嫁模式实践

湖北省近年来出生性别比急剧升高，居全国之首。本文依据湖北历来存在的“嫁娶”与“招赘”两种婚嫁模式中，在嫁娶模式下人们重男轻女、偏好男孩和在招赘模式下，人们生育无性别偏好，出生性别比普遍正常的事实，提出将变革婚嫁模式作为治理出生性别比的治本之途。文章介绍了湖北大冶市率先通过变革婚嫁模式探索降低出生性别比的治本途径的生动实践过程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