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特征与政策选择

基于权威的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呈现八大特征:虽然工时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长工时低收入"与"短工时高收入"并存;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男性"长工时"与女性"第二轮班"并存;城乡劳动者工作时间差异大;特大城市劳动者上下班时间长;雇主比雇员工作时间长;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劳动者还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问题,加班现象严重,这也许是"中国奇迹"的密码之一,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不可持续。为治理过度劳动,实现体面工作时间,应考虑进行如下的一些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关键;制度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基础;适当的差异化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手段;基于新技术建立的工时协商机制是缓解过度劳动的途径;政府宏观协助是缓解过度劳动的保障。     

法视角下的"996类超长工时制"

"996"加班现象热议的背后透露出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这种超长工时制一方面不仅透支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无益于用人单位效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严重违反我国相关劳动法律规范,更是赤裸裸地违背良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对整个社会可持续性劳动再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未来生产能力的无限制消耗,严重侵犯和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权利。而人权保障和和谐社会的要求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有效地保护劳动者权利,及时扼制各类违法、无序的加班行为。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因为劳动幸福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     

不定时工时制法律风险控制

<正>不定时工作制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与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时制一样也是我国目前基本工时制度,也是很多用人单位所广泛采用的一种工时制度。这种工时制在我国实行时间较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用工主体的多元化,劳动关系的多样化,以及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劳动者工作的效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才开始制定有关法律,决定实行不定时工时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受到了广大用人单位的青睐,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群体逐渐庞大。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劳动合同法》实施背景下的思考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与劳动者、用人单位及其他相关各方都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各方都应在《劳动合同法》这一新法律制度下博弈均衡，达到和谐。其中主要的是用人单位，需要推行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变革．让劳动者认知自身权利和义务．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论非全日制用工延长工时权益保障问题

现行劳动法对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极为简略,仅对时间认定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对于非全日用工延长工时的问题却没有涉及,导致实务中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只能将非全日制用工的身份认定作为主要争议焦点,而无视非全日制用工的延长工时问题,其效果使得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得不到体现,阻碍了非全日用工的发展。应明确非全日制用工适用劳动基准法,统一身份认定标准以标准工时为界,劳资双方应明确约定劳动者的基本工时,一旦超过约定工时即认定为延长工时,延长工时受到一定限制,且劳动者具有获得适用"比较性标准"延长工时工资与拒绝延长工时的权利。     

劳权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之义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社会内在的社会经济矛盾——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扩大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矛盾。劳动者的权利处于“两头茫茫皆不见”的历史转换时期的真空阶段,我国目前出现的大量社会劳动问题,其实质即是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劳动者应该共享繁荣。重提“劳工神圣”,强调劳工权利,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的直接目标。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经济类型。人类经历过的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般的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市…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纠纷应谨防企业“偷梁换柱”

《劳动合同法》实施3年来,改变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劳动合同订立、解除方面,增大了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力度。该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赋予了劳动者针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两项权利,即继续履行权和要求赔偿     

综合计算工时制与不定时工时制的区别

工时制度(简称工时制),是指国家规定的有关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制度。我国目前施行的工时制是标准工时制,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经批准可实行特殊工时制。实行特殊工时制,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备案,并经法定程序进行公示,方可对劳动者施行。     

加快步伐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

《劳动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将劳动合同制这一新型用工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劳动用人依靠行政手段分配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企业和劳动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互相选择,企业成为独立的用人主体,劳动者有了自主就业的权利。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制度改革的进程,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明确各自责任、权利、义务,形成劳动关系的需要,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今年是施行《劳动法》的第一年,贯彻实施《劳动法》,加快劳动制度改革步伐,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是一个核心内容,我们一定要予以高度重视,加大力度,加快进程,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把我省劳动制度改革推向一个崭新阶段,保障《劳动法》的顺利实行。     

谱写劳动关系和谐乐章——提升服务惠民生 执法维权促发展——巴中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纪实

劳动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反映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劳动者的利益和社会地位,而且关系着劳动的质量和效率。协调劳动关系及其矛盾,实现劳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但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劳动关系也变得多元化、复杂化,劳动关系矛盾日渐增多,这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较大压力。劳动关系和谐与否,既关系到每个劳动者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企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实施的立法背景下,     

老龄化背景下超龄就业者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超龄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日渐普遍的用工现象。但该群体是否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仍存争议,相关立法的缺失导致司法态度多元化,致使超龄就业者难以享受基本的劳动权益,超龄就业纠纷不断。基于超龄用工关系的法律本质,我国立法应正视超龄就业者劳动权利,为其建立特殊的社会保险制度,健全相关劳动保护制度,加强超龄就业的引导和管理,以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超龄就业问题。     

高质量就业背景下企业工会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就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稳定就业则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立足工会与员工两方行动主体,研究企业工会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对稳定就业进而推动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后发现,企业组建工会和员工参与都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企业组建工会的影响只体现在促进能力发挥、赢得尊重、意见表达等发展型工作满意度;员工参与的影响则更为全面,还包括提升工资报酬、劳动条件等工具型工作满意度。因此,企业工会除了深化维权职能的转型外,更应重视员工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增强员工的工会参与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人权保障导向下我国残疾人劳动权之法律路径进阶

残疾人劳动权是其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实现自身长远发展所必需的权利。随着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残疾人的劳动权亦得到了较大保护,但目前仍处于低水平、低质量的状况。在新时代我国人权法视野背景下,对残疾人劳动权予以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人权保障视野,从残疾人劳动权的涵义界定及内容明晰出发,通过检视我国既有残疾人劳动权法律保障体系的不足,进而结合残疾人劳动权保障的历史成就及现实困境,对我国残疾人劳动权法律保障体系予以体系化重构,应该从立法层面明确反歧视原则及内容,逐步建构残疾人劳动安置比例制度,加快设立残疾人劳动解雇保护制度,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管理及使用机制。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权益保护的主要国际趋势及对我国劳动立法改革的启示

新就业形态自兴起之时就对现行劳动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上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司法手段、工会创新、行业自治等主要改革路径。这些改革目前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保障不足的困局。因此,各国开始转而跳出目前的劳动立法体系,并尝试从打破劳动关系认定与权益保障的捆绑关系和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两个角度进行立法重构。我国目前的劳动立法改革与国际潮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未来可从明确平台从业者基本权益保障、扩大社会保障尤其是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严厉打击虚假自雇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从"996工作制"透视超时加班的合意效力

对“996工作制”的反思不应当局限于公法的救济,更应当完善工时基准在私法层面的效力内容。在“996工作制”中对超时加班的合意,仅加班时间超出最高加班时数的合意部分无效。对于无效部分,劳动者可以拒绝履行,可以选择继续履行,但用人单位也应当承担因超时加班产生的侵权责任以及工伤赔偿。但劳动者权利不应当无止境地扩大,劳动者不得主张被迫辞职。出于基本给付原则,劳动者提供超时劳动,理应获得相应报酬,双方可以约定包薪制工资,包薪制工资本身并没有违反劳动基准规定。     

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变化趋势及特征分析——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从2010年的28.86上升至2016年的37.41,整体就业质量有所提升。从衡量就业质量的四个维度来看,2010年至2017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周平均工作时间在波动中小幅下降,但仍高于《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上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出现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保障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外出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率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通过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经济带)、不同雇佣身份、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从政府、企业、工会和农民工个体四个不同视角出发,提出提升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加快组建养老服务业工会组织探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社会环境下,夯实养老服务基础,重视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共同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而现实的情况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缓慢、后劲不足、设施设备不健全、服务项目单一、服务质量差、人员缺乏、社会关注度低,护理人员的个人权益没有得到维护和保障等。因此,加快组建养老服务业工会组织既符合工会工作的新要求,又规范了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有利于保障养老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组建养老服务业工会组织中,地方各级总工会应发挥其关键作用,并通过相关措施的实施,包括对养老服务业存在问题的梳理,提高工会组建人员的认识;深入一线,加强实地调研和建会力度,完善基础保障工作;提高养老从业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营造养老服务机构企业文化氛围等,来加快推动建会工作力度,为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澳大利亚劳动仲裁制度的历史演变与评价

作为澳大利亚传统的劳动关系处理模式,强制仲裁制度贯穿了澳大利亚20世纪大部分时间,该制度建立了政府对劳动关系的主导,对澳大利亚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在劳动关系领域实施了深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市场基础上劳资双方的自主谈判和协商,强制仲裁制度出现重大转变,劳资冲突与对抗增加。工党政府扭转了劳动关系过分自由化的倾向,增加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重新实现了劳资双方的平衡。澳大利亚劳动仲裁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劳动关系的协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工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及其作用研究

中国工会作为体制内最大的社会组织,其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了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必然性。中国社会治理的任务目标与工会的社会职能相契合,使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具有了可行性。中国工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四个角色: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党和国家政策的坚定维护者和推动者、社会组织的枢纽运行者和劳动关系的协调者。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不仅是社会组织,还是重要的政治组织,首先担负着对职工和关联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新时代维护职工权益仍然是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社会管理是一个社会协调、多元参与的过程,统筹、协调、联系、引导是工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四大基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