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移民与超越——《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移民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评介

刘朝晖的《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移民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以下简称,《超越乡土社会》,30万字,200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周大鸣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都市与乡村社区研究系列"的一种)是刘朝晖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一部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社会进行深度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专著.     

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乡村研究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也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在近代以来的汉语人类学界,除了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开创的村落研究等早期议题外,仅以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为例,就先后组织过"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游牧与农耕"以及"人类学与乡村振兴"等专题研讨。如今面对挑战和跨学科研究的介入,还有许多有关乡村的议题值得展开,包括乡间民俗、乡土遗产与乡村旅游以及彼此交织构成的错综关系。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乡土文化深厚。乡土不是乡愁寄居地，它具有实在的文化价值。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激励下，乡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热土，乡土价值被重新发现、激活。乡土作为特定空间，具有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三重价值。活化传承乡土价值以促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实现：充分发掘利用乡土的物质价值，激活乡土物质资源与技艺传统，振兴乡村经济，提升乡土的生活质量；保持与增强乡土的社会生活价值；以村落信仰资源与乡土艺术资源丰富乡民的精神生活；激活乡村生态文明传统，服务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等。     

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本文作者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其学术成长之路。其学术研究从五个方面概括:一是都市人类学,包括乡村都市化、城市少数民族以及传统乡村研究主题在城市的延续;二是农民工研究,从发起农民工研究,到散工研究,从"二元社区"研究到"打工经济"研究等;三是乡村研究,以凤凰村为起点,研究了岭南、中部以及西部的乡村社会;四是族群研究,以澳门族群研究为起点,对中国族群认同与关系作研究;五是应用研究。     

民俗学视野下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乡村文化。村落是由社会、经济、人文及自然构成的生态网络,传统村落更是在长期农耕文明的延续下逐步形成的。它所承载的是历史的印痕和社会发展轨迹,它们被视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风貌逐渐改变,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向城市聚集,村落的人口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村落空置或消失,延续了上千年的有形的、无形的农耕文化和乡野民俗也逐渐远去。本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分析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风貌特征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非典型古村落,探索保护与传承非典型古村落文化在当下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远去与归来——一种跨越乡土社会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

远去与归来构成了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超越了乡土社会研究的村落传统.村落从来不是局限在村落的范围内的,通过行者的远去,村落的边界得到了跨越.同时考虑到归来取向的村落研究与远去取向的跨村落研究,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方法论才堪称完整.     

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

村落建筑文化遗产的开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政府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建设下,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在功能上呈现历史性的转变。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琐园村个案为探究对象,对比了该村村落公共建筑从传统的"祠堂"到现代的"文化礼堂"的功能变迁,并在"乡村旅游"和"遗产运动"的大环境下,反思村落建筑遗产的主体性,从而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无棣县“乡村记忆”文化保护工程建设研究

"乡村记忆"工程是山东省自2014年起实施的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土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创新工程,通过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     

都市村庄:南景--一个学术名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了南景这个因杨庆堃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描述了它半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在当代背景下对南景的再研究不仅延续了名村的学术生命,也使我们目睹了华南乡村社会"农民终结"的动态历程.     

多维的矛盾: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差异

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应某种利好利用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及族群文化实践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肇始于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证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别、年龄等维度上的层次差异,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吁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的确认而引发了族群内外的多维矛盾。     

共同体与象征母系血缘：《乡土中国》的知识、秩序与道德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published in the 1940’s by Fei Xi-aotong,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rural society. Up until today, it is still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social conditions of pre-modern China . By making a comparison with the theory of Gemeinshchaft by Ferdinand T?nnies,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Fei’s main social theories and shed light on his thinking about Chinese moderni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Ferdinand T?nnies, Fei defined Chinese rural society as a community in his From the Soil.     

2011年中国羌学研究述评

2011年,我国羌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出以下的特点：重视对羌学研究中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重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突出羌文化的研究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并重等。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羌学研究中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对羌学中的文化、宗教、艺术研究较多,对羌学中的文学、法律、历史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     

The transnational phase of Chinese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textualise the new phase of Chinese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in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transnationalism, explore the concrete form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overseas-oriented Chinese organisations in economic,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ains and analyse their policy relevance for both China and Australia.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se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could be seen as deliberative attempts to cater to the policy imperativ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also have the potential of further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Australia, which looks to enhance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nding in Asia. Underlying the triadic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transmigrants is the situa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ness’ and ‘Westernness’, which allows them to achieve a strategic balance in addressing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Australia and China and accumulate the greatest amount of ethnic capital in the process. Though primarily driven by self-interest and surely not free from controversies and tensions, these new forms of Chinese organisational activism are gradually taken into account by policy-makers of both countries to develop policy responses in multiple areas.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传统文化,即除了以上三大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思想源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自晋之后是历代皇帝的独断思想。帝王文化即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结构。当然,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互相汲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整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传统。     

宗教、秩序与隐喻：读《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Western social scientists have fo-cused on the religion and ritual of China for a long time. Since modern times, a number of western si-nologists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conducting detailed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aspec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people. It is within such an academic background that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Wolf, 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compiled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religions and ritual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done by fifteen western scholar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The advent of this book not only characterizes the western academic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at era, but also causes us to reflect on current research. This book is a work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s well as serves as a model for the study of sinology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现状与前瞻

作为中国曲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审美独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血脉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因历史原因和它的口头性特征,以及某些民族文字的缺失,在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处于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拟回顾、梳理、总结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成果,简介曲种,分析其独特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充实、丰富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学术内容,为推动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健康发展、丰富中华艺术文化提供参考借鉴.     

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

文章通过爬梳各类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与于式玉先生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进行了逐年排比,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相关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     

凌纯声先生的赫哲族田野调查--从现代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谈起

凌纯声先生1930年的赫哲族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一次科学的实地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从现代中国提倡和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审视这次田野调查.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从吸收传播"西学"向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民族文化转变,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努力,从而形成了提倡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而且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实践.这次田野调查与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出其学术背景.本文还论述了蔡元培先生与这次田野调查的密切关系.     

百年来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逻辑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