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出版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作者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南段的滇西北民族(族群)开展历时和共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努力向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卷首语

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该区域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由于频繁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融所造成的民族边界的模糊性等现象均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研究价值。费孝通先生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很大程度还因为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代表性的民族。故而,藏族及其文化在藏彝     

"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主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1月6-8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关系主义民族学——读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自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提出"藏彝走廊"学术概念,至今已经30年了.①但是"藏彝走廊"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研究区域和理论探讨对象,并进而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只是近几年间的事.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地域研究:外部认知与主体性强调——以藏羌彝走廊为例

藏羌彝走廊的认知经历过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中心主义",也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蜂拥而来的传教士的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洗礼。实质性的走廊的外部认知也拜陶然士(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二人之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也建功至伟。随着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跟进,20世纪40年代走廊的地理空间及内部文化实质已有基本呈现。1978年后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走廊研究再得活力。综合学科研究视角的提倡,也正好应对走廊的历史以及现状。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走廊中诸民族住民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强调。     

近二十年(1989—2009)昌都研究综述

昌都地区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藏彝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上都有其独特之处。近年来,昌都地区愈来愈引起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文章从历史研究;社会、经济与婚姻家庭研究;宗教、艺术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近20年来用汉文撰写的关于昌都地区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介绍。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

我国民族学界提出的藏彝民族走廊，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从古至今，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活动的舞台，尤其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区毗邻区域，古代氏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3个属于藏缅语族，至今仍大多居住在与西藏、四1收p近的西北部地区。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对藏彝民族走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关于条马古道，我在《滇藏茶马古道论略》…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青藏高原碉楼作为一种独特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作为与战争相关的防御性建筑看待,认为碉楼起源于防御.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依据藏彝走廊碉楼分布地区相关民族志材料,指出碉楼明显具有神性,为权力之象征;当地流传碉楼"为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等传说,可能反映了碉楼更原始的形态,碉楼最初产生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转变为处理人际冲突的防御性建筑.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碉楼起源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及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     

新时期康区研究的历史突破

近期,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表现为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即区域性研究出现,如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民族交融地区研究平台的建立: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使用和借鉴;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新的发展趋势。康巴文化,正位于西南民族长廊中心地带,其文化既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独特性与多样性又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由"边缘缺失"来理解"中心文化"。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本文通过对目前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石器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分析 ,认为他们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群系统 ,正是他们将源自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川西高原。他们主要活动于川西高原的一些河流阶地 ,最南抵达了今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并在此同由华南地区沿长江向西迁徙并有着大中型石器和砾石传统的人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此局面开启了后来历史时期源自北方的藏缅语族群 (或称“氐羌”族群 )同源自南方的濮越族群两大族群之间发生交汇、联系和融合之先河。这表明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之间一个交汇地带的历史 ,目前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