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河湟地缘社会多元组织结构探析

明清时期的河湟,因族群新格局的出现,其社会力量与组织结构呈现为复合性和多重性.这时河湟各族群因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各自具有其社会组织形式.他们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形成中央、地方、部族和宗教等多元结构,长期以不同类型并存于河湟,持续影响着这里的社会进程.可以说,河湟多重地缘组织形式的建构,是区域内部诸族群不同社会归属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影响的结果.     

社会生态与民间信仰:青海河湟西纳地区的“猫鬼神”和“古典”

青海河湟西纳地区的"猫鬼神"与"古典"信仰并生存在,它们与遍布本地区的山神信仰乃至"王辩会"等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河湟西纳地区久远以来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该区域文化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催生物。透过这些民间信仰的考察可以体认到:一种民间信仰只是一种文化表征,隐匿其后并催生它的是所在地区的地方社会本相。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西河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是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走廊”,是西北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包括了“河西民族走廊”和“河湟民族走廊”,以及尚未进入学术视野的“西河民族走廊”等,“西河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空间,是甘宁两省区穆斯林族群与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在对“民族走廊”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板联结纽带的角度理解“西河走廊”存在的动因,并以民族及文化流动的实例佐证“西河走廊”的客观存在.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一)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 ,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

道教传入青海河湟地区后,与当地宗教文化民俗相结合,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河湟道教。本文以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尤其是以民和、乐都地区的道教与民俗调研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地方道教与民俗染濡并存,形成河湟地区特有文化现象的观点。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杂语与狂欢--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活动的几点思考

作者认为,社火表演和"花儿"演唱活动是河湟地区乃至西部民间典型的民俗事象.两种习俗发生的时空及其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在深层次上具有显明的共性和交叉点,话语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狂欢精神是两种习俗所共有的特性.由此不但形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族际交流功能,从而推动着民族杂居地区文化的向心整合.     

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

4世纪的吐谷浑、16至17世纪的土默特与和硕特蒙古人、1930年代的哈萨克人以及1950年代以来河湟农业区的移民规模性入迁青海柴达木地区,使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吸引远来族群的接纳地.考察四次同一指向的迁移后发现:只要有足够的空间,由外而里的规模性入迁是历史之常数,其引发的与先居族群之间的接触、竞争、矛盾乃至冲突也在所难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间必定趋向理解与对话,使区域资源重新得以配置和共享,并最终实现族群之间文明的互动.     

河湟汉族古风厚重的婚俗语境

在婚俗不断新变的今天,河湟汉族婚俗中仍保留了浓郁的古风,主要表现为古代"六礼"的遗留、古冠礼的残存、"妇见"礼的保持及古代抢婚习俗的影踪等等.究其原因,是与河湟地区特殊的民俗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然、历史、文化三方面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