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藏文译本的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但藏文译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到蒙古文译本,以及这些影响与梵译藏过程中的问题又有何关联?本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     

郭和卿汉译《青史》补订(一)

管译师宣奴贝的《青史》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就有了非常精良的英译本,即罗列赫译本《BlueAnnals》。目前流行的藏文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分上、下两册。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青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于译者仅用一年时间就翻译了这部煌煌巨著,时间仓促,部分漏译、错译在所难免。本文依据上述藏文版,参考英文版,对郭译本第1～5章不足之处进行了补订。     

郭和卿汉译《青史》补订(二)

管译师宣奴贝的《青史》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外就有了非常精良的英译本,即罗列赫译本《Blue Annals》。目前流行的藏文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分上、下两册。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青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于译者仅用一年时间就翻译了这部煌煌巨著,时间仓促,部分漏译、错译在所难免。本文依据上述藏文版,参考英文版,对郭译本第1⁵章不足之处进行了补订。     

《翻译名义大集》——藏文双语辞书的发端

公元9世纪,为了翻译佛经的需要,藏族译师编纂了《翻译名义大集》,并由吐蕃赞普敕命刊行,使其成为翻译梵文佛经的语典,被尊奉为金科玉律.《翻译名义大集》共分283类,有9565个专用名词,梵藏对照,系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双语对照辞书,1000多年来不仅是人们查考的主要工具书和规范藏文的语典,同时还是编纂藏文辞书的语料库,对藏文辞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四世纪西藏苯教文献中的蒙古人和契丹人

根据苯教的说法,先饶是当代的“觉悟者”和导师,关于祖师先饶的藏文宗教史诗,在总的方面已被近几年所发表的研究文章阐述清楚了。在两卷本的先饶的传记《赛米》的译本中,据认为有印度和中国的文学主题。虽说这部文献的成书年代还有待于最后确定,但有迹象表明它早在十一世纪或十二世纪初就已存在了。而十二卷的先饶传记《光荣经》可能是十四世纪后半叶(1360—1385年)由穹波·     

藏医瑰宝——《居悉》

《居悉》(藏语《四部医典》的简称)是藏医学的经典著作。是藏族人民在与疾病进行长期斗争以后,参考了其他民族、其他地区医学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祖国伟大医学宝库中的瑰宝。《居悉》成书于八世纪末,其主要作者是古代藏医医圣宇妥·元丹贡布宁玛。此书原文是用韵体古藏文写成。198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汉译本(译者李永年)。书名为《四部医典》,是蒙译本以外的又一种全译本。为了尽量保持原书的风格,也用韵文译成。《居悉》翻译成汉文的《四部医典》由四部分构成(总则医典、论说医典、秘决医典、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新旧汉译本比较研究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严格意义上的完整汉译本只有两种,即1960年出版的桑杰扎布翻译的《格斯尔传》与2016年出版的陈岗龙、哈达奇刚等翻译的《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本文结合北京木刻版《格斯尔》蒙古文原文,比较分析新旧两种汉译本,探究二者的体例、语言修辞特点,从而评述其得失及学术价值。     

我与《中国藏学》的缘分

一、《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一文的撰写过程、主要观点以及学术价值1、文章的撰写过程1992年,我将藏巴第司噶玛丹迥旺布()时期制定的藏文《十六法典》翻译成汉文,并做了一些注释.199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一文就是在翻译了藏文《十六法典》后,在收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古籍《贤劫千佛号》简介

《贤劫千佛号》系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工具书。斯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大盛,住京喇嘛颇多,尤其不乏高僧大德驻锡京都,他们都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各自贡献。其中授予国师、呼图克图、各族喇嘛奉若圭臬的三世章嘉若必多杰应为魁首。他于1740年奉乾隆皇帝旨意,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1772年又奉旨把藏文《甘珠尔》译为满文,后又将汉文大藏经中的《首楞严经》10卷译为满、蒙古、藏三种文本。嗣后又编纂了《同文韵统》、《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简称《四体清文鉴》)、《喇嘛神象集》等10数部经籍。《贤劫千佛号》也产生在那个时期,与上述各种经籍的翻译活动密切相关,只因纯系佛号名称,后人很少提及。但在当时翻译诸多经籍时是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关于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问题

本文利用蒙古文、满文文书档案和藏文传记史料 ,对国内外藏学、蒙古学、满学界长期以来普遍关心的有关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补充和纠正了清代官修史书存在的缺载和误载之处。     

《萨迦格言》蒙译史略

《萨迦格言》开创了藏族格言诗创作之先河,为藏族重要的文化典籍,流传广泛。《萨迦格言》最先被翻译成蒙古文,由此开启了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译介之路。以译者为中心,考察《萨迦格言》蒙译本的流布情况、译介特征及影响,可以透视出《萨迦格言》蒙译之于其域外传播和蒙古族文学样式产生的重要影响。     

談民族古籍整理和有关的几个问题——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民族语文我不懂,不仅古代的契丹文、西夏文不懂,就是现在的藏文、蒙古文、满文,我也不懂。涉及许多民族的古籍,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医学的,……我也不懂,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功夫。但总的来讲,无论是汉族古籍还是其他民族的古籍,以及口头的,没有形成文字的,都是中国古老的     

藏传因明的发展、特点及其现状

关于这个问题,我拟分做三点来作个简单的介绍: 一、西藏旧因明的形成和新因明的形成及发展早在7世纪因明随同佛教传入西藏,最早翻译的因明著作是法称大师所著的《因明七论》中的《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等,是由当时的噶瓦拜则和梵德朗卡两位译师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在10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班智达·苏达那热格西和译师夏玛森杰翻译了陈那大师的著作《集量论》和《集量论释》(陈那的自注)。此后西藏的著名大译师仁庆桑布的弟子玛·格瓦罗珠(1044——1089)翻译了     

初谈藏文数学名词术语的翻译

从几年来藏文数学教材编译、教学和审定,目前翻译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协编教材中学数学教材教法与初等数学研究《教学法》等的过程中得知,用藏语言文字表达现代传统数学(我们简称为——藏文数学。也可称为现代藏文数学),把现代世界通用的数学知识(包括大、中、小学阶段)汲取为藏民族自己所有,那么就面临着重要的翻译任务。数学名词术语是构成数学知识体系的最基础,最关键,最重要的内容。藏文数学名     

藏译本《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考述:版本、译者、校勘及特定词语流变

大乘佛教经典《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在佛教北传的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其藏译题跋和文献记载,历史上该经典有6种藏译本且屡经校勘、修订和厘定。文章结合相关藏文文法典籍和著作,对藏译本《八千颂》4个不同版本中一些特定词语进行比较研究,对几个不同题跋进行汉译和分析,进而探讨藏译本《八千颂》几个版本在翻译、校勘等方面的特点。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维译本《边城》的三维转换

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是一部抒发乡土气息的中篇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翻译学发展至今,交叉学科已成为潮流,生态翻译学也同样给翻译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与力量。然而,学者们大多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对英译本《边城》进行研究,本文则选取《边城》的维译本,以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中的"三维转换"为基点,解析维译本《边城》中的再现,且重点从词汇、句法以及修辞层面去分析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维译本《边城》进行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尝试,借生态翻译学理论打开汉维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对更好地传播汉维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也对汉维互译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论吐蕃时代的藏文翻译

一个多世纪以来,藏学成了国际上东方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藏族古代翻译则是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国内的藏学刊物介绍研究藏族翻译史则似乎显到冷落。然而,藏族翻译遗产,是否就那么贫乏、落后,无几可谈?笔者于浏览藏族古代翻译文献之余,深感其翻译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不可妄自菲薄。藏族的翻译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创制藏文以来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些杰出的王者精心组织大学者、大译师门孜孜不倦地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引进了其他先进民族的灿烂文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甘珠尔》和《丹珠尔》,又称     

从藏文字的渊源探讨象雄为嘉绒藏区

史载藏文字创造源远流长,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是由古藏文演变为今用藏文,是外来梵文的演变。如共确降措《论时蕃时代的藏文翻译》(《西藏研究》1982年2期)说:公元七世纪吐蕃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部(公元617—698)派大臣图米三布扎前往天竺求学,返藏后参照梵文,结合藏语实际情况创造了藏文字。佘万治《藏文渊源刍议》(以下简称《刍议》)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民族语言文字专辑)论述:“殊     

《普贤行愿品》汉藏译本异同考释

《普贤行愿品》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为汉藏两系佛教所共同重视。现在通行的汉藏文译本,虽然其基本内涵和反映的佛教精神相同,但在内容、结构、文字翻译、科判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中央政府主持刊刻印行的藏传佛教经典 明永乐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管见

<正>“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