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昆明清真食品业

昆明清真食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清朝初期，昆明城区就有“色目粑粑香满楼”、“回族干巴满街香”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清真食品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佳美食品。     

清真食品规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左边的标志为我们提供了对“清真”一词的直观印象，它经常出现在各类食品包装袋上，表示印有该标志的食品是清真食品。全球分布的清真食品现象提示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应有的国际视野，其存在的悠久历史更要求深化研究的历史纵深，为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外清真食品规制中的关键概念、各项制度的演进历程，旨在揭示和勾画出这一标志背后所蕴含的制度轮廓，以便抛砖引玉，方便更进一步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述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i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w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评述

长江下游以南的东南地区是我国自然地理中相对独立的区域，也是古代历史与人文区系中一个特殊环节。在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的汉晋以前，发展过程中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历史与文化。但是，东南地区土著并没有本民族自身的文字历史，在《史记》首次出现“越王勾践世家”和“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少数专载东南社会与文化的系统篇章之前，汉文史籍对于东南历史的只言片语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自相矛盾。而所有这些“历史”更只是华夏民族目光中的东南社会，一定有许多不确的成分。因此，谱写东南地区的早期历史，…     

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社会现象探究

昆明地区自古就有“对调子”的风俗，这一音乐社会现象曾在昆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对调子”活动已经难寻踪影，本论文以该活动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了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的历史、特点，并试图对其消逝的原因进行探究。     

宁夏清真食品新著填补我国空白

2006年8月，宁夏食品经济学家吴俊主编的《清真食品经济》一书，将“清真食品”与社会、文化、政治、民间风俗习惯、大众一日三餐等从民族经济视角进行探讨和研究，全面系统地进行阐述。该书是一部清真食品的学术力作，填补了我国清真食品经济领域的一项空白。     

从历史“方国”到神话“异国”的断裂与重构——基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的考证

神话传说与历史在早期发生与传播过程中往往是一个混合的整体，在其传播过程中依赖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但二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常会发生神话传说与历史内容的断裂和重构，而基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一过程既有继承又有异变。基于此，追溯《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贯匈国”的原型，可以认定“贯匈国”并非纯粹的虚构，而应是商代甲骨卜辞中记录的活动在西部地区的“（毌）方”，也即是西周文献中的“串夷”。由于“口头传统”和“图文结合传统”的断裂和重构，历史上“毌方”（串夷）失去了其原始含义，至战国后，“贯匈”被时人依据当时的文化背景重新阐释，遂成为了“为人匈有窍”的神话“异国”。而现代部分神话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过程，直接将“匈有窍”与民俗学材料结合，在“形而象之”的基础上加以阐释，这类研究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思这类研究对于今日神话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r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y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的及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做为文化的定型的组织或一种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

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边缘叙事——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评析》

“边缘”与“中心”毫无疑问是《边缘叙事》一书中的关键词。正如作者郑茜在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时代，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不停地相遇，对话，进而构成某种相携而行的文化态势；然而另一方面，两者价值观的深屡抵牾，却在此一历史旅程中戏剧性地展开，映现出前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刻的价值冲突。     

从中原流传到高原的“雪域佛韵” 清代金嵌珠宝檀香木唢呐管见

<正>2018年2月，《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举办。这一展览不仅荣获了被誉为博物馆界“奥斯卡”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更因首次将诸多重要的西藏历史文物精品集中呈现给观众而创造了多个记录，成为涉藏文物展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清代金嵌珠宝檀香木唢呐，作为该展览“雪域佛韵”单元的法器代表文物得以展出。     

仪式空间与文化亲昵的呈现及表达——基于H镇各民族祭鄂博仪式的调查

仪式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象征着“地方”情感与“民族”情感，展现出“文化亲昵”与“文化尴尬”相伴而生的现象。在H镇祭祀鄂博仪式空间的营造、营造后的博弈以及仪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话语的过程，“文化亲昵”由于历史传统、族群认知与社会区分、国家文化整合等一系列因素而呈现出发生—区分—聚合的过程，显示出凝聚与竞争、不稳定与稳定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竞争与不稳定中产生了“文化尴尬”，又在凝聚与稳定中消解了“文化尴尬”，形成了融通的“文化亲昵”。融通的“文化亲昵”是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亲昵中形成的“地方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禄国民族（ethnos）理论的构建与修正

史禄国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同样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集体表象形式。史氏起初试图以人口密度、土地、文化关系构建民族（ethnos）理论，后期则逐渐放弃量化路径，转而从“丛体”概念出发，结合西方从共同体到国家的演变框架与满-通古斯田野材料发展出历史-民族志方法论。史氏立足于中国经验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对话中，揭示出北方通古斯氏族制度的自然状态以及社会与文化从自由迁徙到进入地缘政治后社会组织与民族志丛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机制，并从传播论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及其载体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进程。此后这一理论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继承，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

文章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讨论，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历史上当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之间出现大规模交往交流时，二者必然需要“与共”，需要构建彼此的关联性。在此情形下，人们往往选择和利用传说来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符号。这些传说虽掺杂了许多与史实不符的主观成分，却真实反映了不同时代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与共”的愿望与需求，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真实。这类传说尽管因包含较多主观建构成分而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冷落或排斥，但其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与作用不容小觑，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上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之时如何“与共”，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史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音代民族政策是政策学的一座宝库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多民族的国家，靠什么来协调复杂的民族关系，以维护国家的统一？靠的是民族政策。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国家和政党的产物。民族政策则是国家或政党为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汉以后，汉族逐步发展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封建地主阶级又长期占居统治地位，在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他大物博”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复杂的民族关系，以维护汉族统治阶级…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教你做傣族美味佳肴“撒”

“撒”者，傣语的原意为“生食”或“凉拌”之意。由于历史、传统、地理气候等原因，长期以来，“金撒”（即生食）形成了傣族特有的饮食文化现象。傣族“撒”的种类很多，其中以“撒大鲁”和“撒苤”最为有名。“撒大鲁”即生猪肉食品。其做法为，把猪脊肉或瘦肉剁细（有的还加猪肝），加上米醋和盐浸泡，直至肉变白，然后加入切细的茴香、青辣椒、生姜、大蒜泥等佑料搅拌，再加入用油炸过的猪皮、肉、莴笋丝、粉丝等混合而食。其味鲜美独特是傣家待客的佳肴之一。“撒苤”即生牛肉食品。为傣味中的又一名菜。其做法是，把牛里脊肉剔筋去脂…     

“达瓦孜”第六代传人的惊世传奇

相传古时候，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残害百姓的妖魔。妖魔在空中肆意来去，呼风唤雨，百姓叫苦不迭。一位英武少年挺身而出，在平地竖起一根高数十米的长竿，一根大绳一头系在竿顶，一头钉入地下。少年踩绳而上，不畏强暴，在高空与妖魔搏斗，为百姓除害。从此高空走绳流传下来，逐渐成为维吾尔民族的 一种娱乐形式。 “达瓦孜”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对表演者，历史上有过“西域幻人”之称。《汉 书》中曾有“达瓦孜”到长安表演的记录，其它史籍中也记述过乾隆皇帝在故宫观看“达瓦孜”的故事。 　　近代，“达瓦孜”逐渐演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