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全球化

本文通过对当下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试说明:当下的全球化运动无法在国家权力之外运行,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执行.因而,此前所幻想过的种种美妙的图景,诸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实现最优化配置的政治全球化以及使各个民族文化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等等,都将由于国家利益这个藩篱而步履蹒珊.全球化绕不开国家权力,民族文化同样摆脱不掉国家权力.现实地说,时至今日还没有找到一种途径,在国家权力之外进行全球化,或者民族文化推开国家权力,自由发展.     

论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引发了两大政治潮流:一是民族独立运动,即寻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力图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二是国家整合运动,即民族国家力图以共同的国家认同为基础,有机整合国内各民族,从而建立一体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就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整合与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也强烈冲击着传统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现代货币作为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产物,本身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图像、货币语言、货币体验与货币信任是现代货币建构国家认同的四种主要方式.通过这几种方式,作为国家认同的现代货币发挥着合法性辩护、激励民族情感、协调社会活动、整合国家力量等重要功能.     

论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另一种全球问题

全球化是生产、技术、交换、金融、信息等的全面国际化.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某种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冲突、文化殖民、文化乡愁、文化危机等文化后果.全球化因而也造成另一种全球性问题.分析梳理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有助于科学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从而激发人们在全球化视野下对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忧虑和关注.     

民族关系本质特征——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三

民族关系是在人们的交往联系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核心涉及民族的地位和待遇、权力和利益、意识和感情.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民族社会问题"涵义探讨

民族社会问题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因社会关系失调,而干扰民族群体及大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制约民族社会的特续发展,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需要利用国家和社会力量加以缓解的一种社会现象.民族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性、复杂性、持久性、国际性等特征,其对民族社会稳定和民族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当前,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教育同题、生态问题等是民族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移民地位和权利: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严峻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移民运动 ,改变了原有民族国家内的民族构成 ,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从剖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种族排斥性、建立在排斥性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非自足性、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等角度 ,提出了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国家的冲突调节机制和矛盾转化功能 ,改造滞后的政治结构 ,建构正确处理多民族国家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多元主义族际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强化传统节日纪念形式提升民族凝聚力 ——以地方历史资源为依托

在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民族认可更应该加强.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将清明、端午、中秋和除夕等传统节日调整为法定节假日,并于2008年开始实施.国家对民族传统节日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给予了极度的重视与支持,但是时至今日,效果却差强人意.本文以东北地区为例,从庆祝形式上强化对传统节日的纪念,以提升民族凝聚力.     

民族话语权力建构与再生产

民族话语产生于现代性社会权力的置换过程中,民族话语嵌合于这种过程中并建构着存在的权力.民族话语权力建构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而各种社会权力共同交织形成了民族话语权力空间.在这样的空间内部,民族话语权力则被各种动态平衡的权力场域所影响.民族话语的表达是民族话语权力的一种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仅仅只是民族话语知识的再生产,更是民族话语权力的再生产.民族话语权力建构与再生产成为社会各种权力角色共同表达与解释的对象之一,民族话语的多样性的背后所展现的是各种权力角色的多样性.     

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

本文从民族政治学国际国内研究概览、民族权力与民族权利:民族政治的核心范畴、民族与国家:国家权威与民族政治秩序、民主框架下的民族政治参与、民族主义是理解民族政治的关键钥匙、跨界民族问题:源于认同错杂的民族政治议题等6个方面,对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进行了探讨。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