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兼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论饮食民族志——基于浙江丽水某回族餐厅的个案研究

饮食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饮食世界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实践证明,在饮食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丽水一回族餐厅的详细描述,探讨如何将民族志应用于饮食人类学:民族志对饮食文化的理解是通过多种资料而形成的,传统民族志资料收集方法依然是饮食民族志资料收集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反思的艺术人类学——《绘文化》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绘文化>是一本反思性的艺术人类学民族志代表作.本文主要结合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民族志书写这三个方面,思考此书对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从民族志到工商民族志

民族志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为主体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人类行为,分析人类行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及文化体系的关系.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工商世界便成为工商民族志,而在市场营销中应用民族志的方法,将能够大大地提升企业的业绩,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增强营销绩效的方法.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及理论贡献,重点讨论民族志在工商世界的应用性问题,讨论民族志研究在企业文化或组织行为、消费者行为、民族、地区、国际性差异的应用及意义.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

中国民族志从出生起就具备主体性,其早期实践的成果《江村经济》《金翼》就是显示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主体建构,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主体民族志类型。这种主体民族志实践为人类学走出表述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启示。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社会到人性、主观--主体观照--人类学本体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讨论人类学由社会文化本体到人性本体的研究转向,民族志诗学和政治性所包涵的建构的真实与表述的解构,以及中国“不浪费”的人类学对人类学诗学的实践,阐释了作者关于人类学应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本研究的主张。     

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本文探讨了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以及回归本土的人类学研究等范式的文化批评传统。人类学研究在“异域 /本土”之间的跨越或回归 ,人类学家具有了一种宏阔的跨文化视野 ,发现了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 ,与此同时 ,西方人通过异文化反观自身 ,认识到自身文明的诸多缺陷     

历史人类学:从历史文本到意义主体

本文是作者“人类学的人本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考察了历史民族志的社会文化本体研究和后殖民人类学历史文本的多声道反思;论述了历史人类学的主观建构和批判的属性;认为主体的意义的历史是历史人类学的本质,意义的主体及其能动应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本体。     

非洲民族历史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人们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起源问题给予很大注意,甚至在民族学中出现了新的分科,诸如民族史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等。对“民族”这个词也开始给予不少研究。尽管在“民族志”和“民族学”两个名称中都含有这个希腊词的成分,意指人民、群体、氏族特征,但是民族学者在过去谁也没有对这个词的确切内涵给予注意。这个词只在学科称谓中使用,而且往往有所区别:(民族志)指对各民族的描述,(民族学)指对各民族一     

复合性文明的现象学“描述”何以可能——阅读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在藏学人类学研究中,早期李安宅、于式玉的实地研究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他们的“描述”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志的现象学书写如何本着“亲历性”和“情感性共感”的原则,去呈现他者世界所显现的经验现象及其背后的结构与意义。在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搁置”所谓差异性或多样性的“魔咒”,努力避免还原论冲动,尊重他者在伦理上的优先性,回到“是其所是”的文明事实本身,对于我们“面对面”地直观文明之间以及“你—我”的互动机制亦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近出版的《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一书,也给宗教现象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