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 ,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 ,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 ,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印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印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上)

吐蕃自公元7世纪统一西藏高原以后,持续积极向外扩张,影响所及,唐朝西陲风声鹤戾,自陕西陇坻以西,包括河西陇右诸地,相继沦陷。面对如是强敌,唐人自初始与吐蕃接触时,所得诸如:"不知有国之所由"、"其种落莫知所出"、"然未始与中国通"等完全陌生的印象。至吐蕃发展成唐朝最大边患的过程中,唐人如何建构"吐蕃观",包括对吐蕃的认知、对吐蕃的观感、对吐蕃的概念,以及如何刻画吐蕃的形象等,都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下)

吐蕃自公元7世纪统一西藏高原以后,持续积极向外扩张,影响所及,唐朝西陲风声鹤唳,自陕西陇坻以西,包括河西陇右诸地,相继沦陷。面对如是强敌,唐人自初始与吐蕃接触时,所得诸如:"不知有国之所由"、"其种落莫知所出"、"然未始与中国通"等完全陌生的印象。至吐蕃发展成唐朝最大边患的过程中,唐人如何建构"吐蕃观",包括对吐蕃的认知、对吐蕃的观感、对吐蕃的概念,以及如何刻画吐蕃的形象等,都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 )、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 ),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 )(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唐代吐谷浑族迁徙考论

吐谷浑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吐谷浑的迁徙原因多样,但大多与吐蕃的战争有关,几乎每一场战争过后,都有部分吐谷浑人迁至唐朝的边州或境内。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文献为依据,从史实出发,对唐代吐谷浑族的迁徙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     

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

本文依据古藏文文献和汉文原始资料,并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时期对外扩张的各项策略进行宏观上的分析,从而勾勒出吐蕃扩张策略的基本轮廓,以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吐蕃王朝发展进程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项策略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探讨吐蕃王朝崛起、强大和称雄中亚地区的内在原因,同时考究这些因素与吐蕃王朝走向衰落,直至最后灭亡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     

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儒家文化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吐蕃文化中,体现在吐蕃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是想借助敦煌文献并辅之正史资料,探讨儒家文化传入吐蕃的途径和儒家文化传入吐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几个方面给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吐蕃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论东女国的经济生活

东女国是沟通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当然,在唐朝和吐蕃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习俗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加之东女国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东女国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旅游品牌,它在振兴西部经济的伟大战略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鼓手"作用.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附国与吐蕃

长期以来 ,附国问题不仅与吐蕃密切相关 ,且一直颇存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 :一、附国是否为吐蕃 ?二、附国位于何处 ?三、附国的下落即附国是怎样灭亡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吐蕃史的角度以及具体的地理环境、文化与史实背景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认为附国非吐蕃 ,其中心位置应在今川西北雅砻江所流经的甘孜县一带 ,并从敦煌吐蕃藏文写卷“编年史”的有关记载对附国入唐以后的下落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推测。     

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

文章通过汉藏文献史料和古代壁画中的体育图像,以吐蕃马球、围棋、杂技百戏等为例,探讨了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并指出这与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官称二三则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