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本文运用敦煌汉、藏文文书和传世史籍对吐蕃告身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在其自身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对唐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和告身制度进行借鉴模仿而成。吐蕃给平民百姓授予木质写有文字的告身khram,用以辨别身份、区分贵贱。在敦煌汉文文书中,khram被称为牌子。另外,吐蕃王朝还授予中下级官员大藏(gtsangchen)、果藏(sgogtsang)之位,这两种职位也是告身,它们与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授予作战勇士的铁文字告身相类似,有可能就是铁文字(lcagsyig)告身。     

吐蕃告身制度试探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森严的等级差别,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于是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旨在维系等级差别,明辨高低贵贱的章法和制度。吐蕃施行的告身制度就是这样性质的制度。告身制度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是吐蕃     

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

告身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三十六制”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告身制度的建立，不但对吐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对周围一些民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藏汉史籍对这项重要制度有一些记载，但由于所记过简，且颇多矛盾，使有关的研究遇到很大困难。陈楠教授在广泛搜集藏汉史料的基础上，对这项重要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吐蕃告身制度》中②提出不少颇有新意的观点与看法，讲清了许多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将这项制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如此，目前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对于有的问题的探讨还…     

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巴基斯坦斯卡杜地区的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先生收藏有一块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碑刻的残段,经过对碑文的解读,说明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此碑虽然已经不完整,但是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南诏告身制度试探

在吐蕃、唐王朝的影响下 ,南诏建立了告身制度。南诏告身分六等十二级 ,各等排序为 :瑟瑟、金、颇弥、银、石、铜。南诏告身为荣誉性称号 ,是一种与实际职务有别的虚衔     

《王忠嗣碑》所见吐蕃史料钩沉

王忠嗣是唐开元、天宝间与吐蕃作战的重要边将,其军事生涯的起步、辉煌及终结皆与吐蕃有着紧密联系,了解其与吐蕃的关系显然对于研究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民族关系史及吐蕃史有着重要意义。然正史的相关记载却失之于简略,而《王忠嗣碑》则恰可予以补正。故现据碑文和各种史料,对王忠嗣与吐蕃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在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西岸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距县城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个格子村，1980年以来，在格子河与金沙江江流处发掘出石棺葬考古文化─—格子文化遗址。它同发掘于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县境内的其他石棺葬遗址一样，对于滇、川、藏三省区接合部的占代历史，特别是先秦以来的历史研究据供了重要的考古史料，将这一地区的历史推前了4000多年。1992年，又在格子村发现了一块藏文石碑，碑身高1．58米，宽0．76米，由藏文碑文、“臣眼图”、碑饰及动物日等几部分组成。该碑是在当地村民修路时发现的，现已收藏于丽江县博物馆．格…     

汉藏友好、和同一家的象征 唐蕃会盟碑管见

<正>如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长庆三年（823年）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821年）双方会盟成功而立的纪念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的象征，对于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法国著名藏学家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对此碑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关注与硏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盛誉其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史载，唐蕃之间总计有不少于10次会盟。长庆会盟是唐蕃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     

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诸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述论

关于泰-傣诸族群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了百余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环东南沿海直至与云南、东南亚相连接区域，且国别区隔明显。对于滇藏缅印交角地区泰-傣诸族群的研究，尚未得见系统、整体性的成果面世。本文拟围绕涉及该交角区泰-傣诸族群的族源、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零散研究进行梳理并加以评述，以期从整体联动性的视野对泰-傣诸族群在滇藏缅印交角区的研究空间做进一步深入拓展，同时，针对后续研究提出建议：族源问题有待进一步廓清；以地缘政治及文明交汇区域为整体历史背景的长时段探究有待开启；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待深化；小尺度地域空间的微观研究有待推进；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     

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

马帮是一个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 ,肇始于古代云南边疆地区 ,流行于云南三迤各族群及毗邻的东南亚泰、缅、老、越各山地民族社会 ,以及中国西南的川、黔、桂、藏和印度、尼泊尔等的广阔区域里。云南有回、汉、白、彝、藏等 5个族群从事马帮营运活动 ,但以回族马帮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本文依据田野调查资料 ,对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结构、地区分布、通商道路、营运货物等 ,作了系统论述     

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

自1946年岑仲勉先生提出"附国即吐蕃"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附国是否为吐蕃"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本文放弃以往主要从附国的地理人文特征与吐蕃相比较的讨论范式,着重从"附国印吐蕃"观点缘起之依据及唐初关于附国和吐蕃的史料记载之背景来加以审视,印着重从观点、史料的发生学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结论是,附国即吐蕃的观点在唐人和宋人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相反,史料记载的背景可充分证明附国不是吐蕃.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     

怒俅殖边:近代云南一次意义深远的边疆开发

民国初期 ,云南地方政府在滇西北怒江少数民族地区的设治经营 ,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怒江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阐述了“怒俅殖边”这一历史进程 ,认为它使怒江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明显的调整与改善 ;使怒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遏制了英国侵略势头 ,对巩固滇西北边防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发展状况调查——以西藏拉萨为基点

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如火如荼的经营活动,既是目前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情况,同时也是目前云南和邻近藏区间民间商贸经济互动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文章在赴西藏拉萨、林芝、昌都等地藏区以及云南鹤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西藏拉萨调研情况为重点,对目前云南鹤庆手工业者在藏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描述,同时结合调研实际对其发展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汉语“民族”一词见于西晋永嘉年间

曾经有学者认为汉语"民族"一词是古汉语的固有词语,而且在《南齐书》中就已出现。本文通过对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的解读,指出"民族"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年间,比《南齐书》中的实例早约200年。     

碑刻文献所见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

碑刻文献是体现回族社会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三类有代表性的碑刻文献,对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以实例举证的方式从认同国家政治制度、遵从与恪守国家法律、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三个重要维度来考量回族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由此展现自古以来回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对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