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神秘的甘南郎木寺

建筑作为人类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产品,同时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人类在建筑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各种建筑艺术语言表达其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的风貌.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质量”,在藏传佛教的宗教建筑上具有强烈的表现.藏传佛教的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物化体现,是社会历史的“活化石”.藏传佛教是藏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内部的佛台到外部的经幡,从火塘边的座位到喇嘛的住床,都打着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的艺术境界,让古今中外的人都为之赞叹,这与藏传佛教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从藏传佛教主要的精神实质出发,以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郎木寺的藏传佛教建筑为例,探讨藏传佛教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关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哲学的几个问题

一、宁玛派在西藏宗教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第一个教派,是大乘佛教西藏化的成功尝试.宁玛产生于西藏封建社会初期.公元十一世纪以后,西藏各地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吐蕃时代曾经昌盛的佛教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秘密流传又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公开进入西藏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与当时处于分裂割据的西藏各地的文化特点相结合,先后形成了似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为代表的佛教宗派,创立了藏传佛教,从而把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时间上说,宁玛派是第一个具有西藏地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神秘的甘南郎木寺

建筑作为人类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产品,同时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人类在建筑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各种建筑艺术语言表达其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的风貌。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质量",在藏传佛教的宗教建筑上具有强烈的表现。藏传佛教的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物化体现,是社会历史的"活化石"。藏传佛教是藏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内部的佛台到外部的经幡,从火塘边的座位到喇嘛的住床,都打着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的艺术境界,让古今中外的人都为之赞叹,这与藏传佛教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从藏传佛教主要的精神实质出发,以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郎木寺的藏传佛教建筑为例,探讨藏传佛教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青藏高原的岩画与本教

本教是佛教进入西藏之前普遍流行于青藏高原的土著宗教。本教,藏语称之为“Bon-po”。艾利亚德(M·Eliade, 1975, pp. 428—440)和内贝斯基(R·Nebesky-Wojkowitz, 1993, pp.633—654)曾明确地将本教归属为萨满教;许多中国学者亦持此说(张云,(?)988)。9世纪以后,尽管佛教取代了本教在藏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本教及本教文化仍深深根植于民间。直到今天,许多民间的宗教活动都带有浓郁的本教色彩;即使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诸多的本教因素。所谓“喇嘛教”就是指西藏地区带有本教色彩的佛教(王尧,1980)。 把岩画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并下是一种普遍认识,中国情况亦然。不过许多学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 ,但由于朗达玛灭佛 ,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 ,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周朝有三十六个王 ,执政 (八 )百年。此后有称为秦始皇的国王。从汉高祖开始传了十二代皇帝。在第十二个皇帝时 ,有一个叫王莽的大臣篡位 ,执政十八年。此后有个…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坐标:基于对西方族群理论的反思

从国家政治的视角出发,需要对当下的民族问题作出一种知识定位。也就是说,需要反思西方关于民族与族群的知识生产及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我们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工具来理解民族问题,而且这种关系背后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原理也有必要成为反思对象。鉴于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这种知识定位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适用。无论是西方族群理论关于族群本质的争论、对西方民族国家典型模式的理解,还是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影响解释民族问题的知识逻辑。本文将围绕这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试图从宏观维度上发现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坐标。     

西方社会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

契丹之名早在13世纪前就传播到西方,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传播和积淀,在西方社会被塑造成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东方理想国:地处中国边缘,富甲天下.探寻契丹的热望引领着西方航海探险家步入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从航海中获得地理知识的积累,西方人才弄清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辽则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与中国宋王朝同期的一个国家(朝代).西方学者研究契丹与辽史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中期以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外双向文化交流的增强,西方学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高潮,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至今约有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     

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指在中国藏民族地区形成,在藏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中普遍传播和信奉的具有明显民族性、区域性特点的宗教文化。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和滋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藏传佛教形成的渠道、发展环境及教义内容等方面,论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女性崇拜及其嬗变——日本古代史的一条根本线索

日本语民族的古代史贯穿着女性崇拜的精神要素。早在日本语成型时期,神道传统逐渐形成,它以天照大神为尊,体现出明显的女性崇拜要素。与之相应的首先是女巫传统,它在社会关系上促成了一种原始集体主义,通过引入佛教和唐朝制度,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带来了女权的辉煌。进入平安时代,女巫传统延伸为一种精神,称之为"物哀",它是日本文艺之本,也通过武士道构建出强有力的男权以捍卫女神。就日本古代史而言,女神崇拜和女巫传统的精神渗透是一条根本的线索。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青海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与道教互动

研究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各文化间交流、互动和认同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自觉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青海河湟地区是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形成互动、互融格局较为典型的区域.本文通过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的个案考察,辨析两者在青海地区传承、发展变迁中的各民族文化间互动交流关系建立的根本动因.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呼和浩特自建城至今蒙、满、回、汉四族的迁移与居住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就历史而言，土默特蒙古族是原住民族，汉、满、回为迁移民族。民族居住格局在清中叶基本定型，此后己不能把后边几个民族看作移民。其他部蒙古族尤其是内蒙东部区蒙古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大量迁入。民国前居住格局基本按民族分区居住，辛亥至５０年代初为分区居住到杂居过渡阶段，５０年代至今总体上为杂居格局，只有回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从迁移与居住的关系上说，以前是由日积月累的民族迁移而形成一定的居住格局，辛亥以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后，则逐渐转变为由一定的居住格局影响民族迁移。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也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大聚居小杂居”的格局，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而且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本文认为，杂居固然利于扩大民族交往，但聚居同样使民族关系和睦，而且杂居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民族杂居主要是城市化和单位制的副产品。邻居关系和朋友关系往往超越于民族关系。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城市社区史系统研究的篇章。     

对当前民族研究中几个热点问题的分析

对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如何分析,直接关系到结论的适应性和正确性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远自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延用西方的方式、方法、眼光以及概念分析具有漫长历史积淀、丰富现实表现的中国的民族问题,可能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就针对性而言,却值得深思.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对错或者解释什么,而在于一些观点是否真的有利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     

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相互影响

儒学与藏传佛教曾长期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传播，彼此影响。这既有政治、经济、宗教、婚姻、交通、人口迁徙以及儒学和藏传佛教各自的特质等方面的根据，又有着多种实现方式。二者之间的互动传播与彼此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体现于思想文化的内容上，且形成一种以形式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结构模式。其实际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区藏民族和汉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视野，丰富发展了汉地和藏区的思想文化内涵；促进了藏区和汉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了两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