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8.61%的大陆高山族人口聚居在河南省邓州市。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邓州的高山族在近三百年的落籍垦邓期间经历了一个“闽营化”、“邓州化”乃至“大陆化”的多重本地化过程。这样一个深具涵化意义的历史过程使得邓州高山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它在1983年以来的族群性重建,又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     

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北民歌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征,是陕北地区人民和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也是民族情感和生活哲理的融合,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意义深远.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陕北民歌,提升其产业化价值,必须创新文艺创作形式,深化理论研究内容,通过音像出版、图书发行和艺术演出等多种形式,推动陕北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北民歌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征,是陕北地区人民和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也是民族情感和生活哲理的融合,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意义深远。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陕北民歌,提升其产业化价值,必须创新文艺创作形式,深化理论研究内容,通过音像出版、图书发行和艺术演出等多种形式,推动陕北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

唐代赋役令中对“蕃胡”征收货币税并非因为“商胡”的经营性质 ,税银羊的对象主要也不是“商胡”。内附“蕃胡”或诸国内附“蕃胡”主要指居于北方境内从事畜牧业的各少数民族 ;赋役令规定的税额是隶于正州县与羁縻州的“蕃族”普遍遵循的原则 ,剑南地区“夷獠户”也按半输的税额纳税 ,但并非所有羁縻州都承担赋役 ,仅限于与唐有较强依附关系的已“同编户”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对不同形式附唐或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起征赋税时间上给予优惠     

"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整合

旅游业素有“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美称,它已经和石油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三大产业。作为全国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区之一——广西,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多方努力下,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之一的越南毗邻,双方对资源的整合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尚显缓慢。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构建和“两廊一圈”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广西的旅游业应当抓住机遇,实现“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     

浅析晋北民歌与陕北民歌之渊源及其对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启示

晋北民歌与陕北民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中国民族艺术之林,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盘根错节,很难将其机械地区分开来。晋北民歌、陕北民歌神韵朴实、优美,演唱或高亢、雄宏、气势磅礴,或凄婉悠长、耐人寻味,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精神艺术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原生态的晋北、陕北民歌都面临挑战,都在寻求创新发展之路。     

浅析晋北民歌与陕北民歌之渊源及其对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启示

晋北民歌与陕北民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中国民族艺术之林,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盘根错节,很难将其机械地区分开来.晋北民歌、陕北民歌神韵朴实、优美,演唱或高亢、雄宏、气势磅礴,或凄婉悠长、耐人寻味,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精神艺术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原生态的晋北、陕北民歌都面临挑战,都在寻求创新发展之路.     

"日""月"形义新证

“日”“月”分别为太阳和月亮的象形,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历代学者对“日”“月”的形中之义都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而“日”“月”为男根女阴之象形的新解,圆通地解释了二字的形中之义,并得到了字形、字义、方言、外族语及神话文化等方面的证明。     

陕北民歌艺术特色分析——以《三十里铺》为例

民族音乐也即诞生于各个民族生活劳动实践当中，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传统音乐。陕北位于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再加上陕北人淳朴的情感，孕育出一首首动人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是陕北民歌当中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一对青年恋人郝增喜与凤英深情相爱，但最终无奈分手的故事。这首歌曲调自由灵活、歌词质朴幽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深入分析其艺术特色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陕北民歌的特征，传承发扬地方民歌文化。     

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基础教育顺利完成“两基”攻坚任务 2006年,随着阿荣旗等8个旗县市顺利完成“两基”达标任务,全区101个旗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达标,“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在国家西部地区位居前列。     

洮岷“花儿”的戏谑事象与戏谑理论探讨

洮岷花儿以古朴的民歌样式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而显示其独特个性。花儿会是洮岷人民盛大的狂欢节日。田野资料进一步说明 ,“狂欢”是洮岷花儿的一般性格 ,戏谑事象在民间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这一性格的重要内容。对戏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是基于实地的田野材料。这些初步的理论也许对认识现实的民间文艺和文化现象中的戏谑事象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1949～2010:中国民族教育六十余年文献综述与研究

从中国民族教育六十余年的文献来看,不同时期的民族教育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社会特征。其中,从经验描述式的实证研究到理论与学科建设研究的历程凸现了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民族教育的文献井喷式出现,主要出现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我国北方地区(包括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教育作为中国民族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实践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重视和自下而上的反馈。     

刘三姐歌谣的跨文化传唱

刘三姐歌谣在跨民族跨语际传唱中因文化语境不同导致了审美意义的丧失,地方性审美知识的差异也造成了刘三姐歌谣的传播困难,壮汉文化融合实现了刘三姐歌谣的跨族际传唱。由于壮族文化的弱势,刘三姐歌谣的族际语际传唱也伴随着汉族文化对壮族文化的改写,壮族文化逐渐流失的同时汉族文化成分逐渐增多。在同质化的趋向中如何再生产刘三姐形象的新意义并保持其艺术个性才能推进刘三姐文化的发展。     

秽国考

秽最初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的国名,后演变为族称,专指生活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东夷人。秽国约出现于西周初,汉代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等族的分布区曾经都是秽国的国土。最晚至战国中期,秽国已成为箕氏朝鲜的属国。箕氏朝鲜衰落时曾一度独立,后成为卫氏朝鲜的属国。虽曾在南闾等首领的率领下叛卫氏朝鲜归汉,但不久又为卫氏朝鲜吞并。卫氏朝鲜灭亡后,秽国所在地先后隶属于临屯、乐浪二郡。这里的秽人逐渐汉化了。     

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今天生活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大约有13万,他们原本是清朝末年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白彦虎等几位首领带领下逃亡中亚的陕甘回民后裔。由于他们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环境,并与内地回族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生活了130多年,其语言、文化等受到相邻民族文化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们仍有较强的回...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近代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商业发展述略

近代以前,中国西北商业被回族商人和山西商人所垄断,但同(治)光(绪)朝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整体上而言.回族商业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甘南地区回族商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试图廓清这一基本情况,希望对研究近代回族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刚烈壮美的长篇世界--试论红柯《西去的骑手》中涉及的文化系统及人物描写

《西去的骑手》是以在西北地区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马仲英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到了两种文化系统,即西北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单纯而又丰富神秘的人物形象马仲英的描写中,体现出了西北的生命之感.小说的立意即在于通过西北地城文化中刚烈、壮美的"血性"精神,来恢复中原文化中固有的刚强精神.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西北少数民族聚落生态文化浅析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各少数民族在聚落选址、建筑材料利用、庭院布置、屋舍装饰等方面,注重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强调人群聚落与自然地貌、山水环境、植被状况的契合,积累了一整套善于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经验,形成了因循自然环境、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聚落生态文化,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机制。这些传统的聚落生态文化,对西北地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 ,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 ,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 ,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 ,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香林、白启明、刘经等 ,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研究为个例 ,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 2 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 ,董作宾 (以及顾颉刚等 )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 (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2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3)考订与考订者 ,(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 ,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