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的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社会问题分析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和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发'、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社会失控:民国时期教煌地区鸦片烟毒问题述论

民国时期,地处西北的甘肃毒品泛滥,肆虐非常.僻处甘肃西部的敦煌也不例外,境内罂花遍野.大面积的毒品种植,挤占了粮田面积,粮食总产减少;农村手工副业受到摧残,农家收入顿减;众多吸食者的存在,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土地耕作不足.这些都给农村经济沉重打击,农民离村现象严重.敦煌地区毒品泛滥的原因除政府征收烟亩罚款、地方交通不便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权威的缺失,地方实力派的坐大,社会失控现象严重,使得禁政推行极其繁难.     

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

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西北各地鸦片种植泛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于西北的社会风化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此,左宗棠基于鸦片对西北社会危害的深入分析,采取了严厉禁烟的举措,遏制了当时鸦片种植泛滥的趋势。但是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地方官员的奉行不力,西北的鸦片种植仍然未能根本杜绝。本文拟以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和实践为中心,对其掌控西北政坛时期的一系列禁烟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在禁与不禁之间:民国时期青海禁政述论

民国时期,毒品在西北地区泛滥,青海也深受其害,但是与陕西、甘肃相比,青海毒祸较轻.“青马”军阀为了维护在此地区的绝对权威,树立所谓的“新青海”,对禁绝毒品不遗余力.马麒、马麟、马步芳统治期间,青海烟毒种植灭绝殆尽,然贩运和吸食所在多有,一直迁延不绝.马步芳虽声称要将青海建成禁毒的模范省,一度法令森严,人人自危.然其自身的行为证明他的禁毒是无力的,民众对此敷衍了事,毒品不能彻底禁绝也就在情理之中.     

印度鸦片

印度是世界上被允许种植罂粟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年产鸦片量约占联合国批准的世界总量的一半。印度的大部分鸦片被政府出口到国外,如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此外还出口给一些制药公司和医疗机构等。同时,印度也是鸦片的主要消费国。     

近代桂越边境鸦片贸易浅议

1889年,广西龙州口岸开埠通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迅猛发展.鸦片贸易成为桂越边境贸易中的畸形怪胎,并逐渐泛滥起来.这是由于法国的侵略政策、广西当局的放纵以及广西边区鸦片生产、贸易的传统习惯等原因造成.鸦片贸易对近代广西边区经济和桂越边境贸易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比较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设置模式,是一种独特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划分方式,适应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需要.将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与我国其他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特别是将五大自治区政府与其行政层级相近或者相似的"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权力相比较,有利于进一步揭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内涵和实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除了可以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一般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外,还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共同作为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使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政府,而且不同于"较大的市"政府、经济特区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这些原本也是特殊的行政权力配置.     

这里有的是奇异的财宝——在桂西僮族自治州两琶农业社

搭上一清早从广西百色开出的公路上的班车,向西北走两个钟头,到了一个叫两琶的地方.在两边的高山当中夹着一片丰茂的金黄的稻田.山上长着密密层层的树林.无数的山鸡在那高山密林里终日"咯咯"地叫着.在那上面还躲藏着许多的黄猄,到了晚上常常可以听见它们在叫唤.和百色一带的许多地方一样,过去,这是个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过道,强盗出没的地方.那时候,因为这地方土匪多,一般人不敢轻易到这里来,包括国民党的官府在内.一些在国民党官府的逼迫下无家安身的人们就逃到这个地方来藏身.现在两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黄振恒,二十年前就是这样到这里来的.那一年,因为国民党到处抓兵,二十一岁的青年农民黄振恒,眼看就要被抓去,于是就一个人从田阳县老家逃到了两琶乡的田丁村(从两琶沿着公路再往前走四、五里地就是田丁村).现在,他一家四口: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是大的,已经可以挑水、     

清末至抗战时期甘南藏区集镇商贸变迁考述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甘南藏区的集镇商贸发展经历了清末民初外国洋行垄断性贸易,抗战前国内商帮对商贸推动和抗战时期政府主导下贸易勃兴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些发展历程之中,集镇商贸呈现出了诸多新的变化,如商会组织产生与发展、商贸重心的扩散及小型集镇兴起、国家加强对商贸控制等.在国家、商会组织等的推动下,清末至抗战时期甘南藏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甘南藏区的研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甘南藏区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宗教多样性、社会发展多层性和经济发展滞后性等地域和民族特征,其社会治理面临经济发展、宗教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甘南藏区应以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为前提,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开创政府领导社会自治的新格局。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上)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下)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