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明代蒙古汗室王与藏传佛教

吐默特阿勒坦汗时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对当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过程、原因以及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汉藏历史文献证明,明成祖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异乎寻常的推崇,有其内在的信仰因素。通过迎请藏传佛教大师,明成祖接受了密法灌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明代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     

杭州飞来峰第91号龛藏传佛教造像考

飞来峰矗立于杭州西湖西北灵隐风景区的青山翠谷之中,峰奇石怪、泉清气幽。在峰麓玲珑的山石和奇幻的洞壑间,散布着起自五代吴越国,经历宋、元、明诸朝雕造的佛教石刻造像300余尊,形成了我国石窟雕刻艺术史上最后一处大规模遗存。尤其是元代的造像,雕工精细,具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存百余尊元代雕作,大体可分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类。属藏传佛教性质的有33龛、47尊造像,为我国元代遗留至今规模最大的一处藏传佛教石刻造像真迹。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有年号可辨的最早造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最晚的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无明确年号可辨的造像,从艺术风格与历史背     

杭州飞来峰第55龛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

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以佛教石刻造像闻名遐迩,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均为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盛世的汉唐之后所罕见。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其中元代造像数量最多,为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现存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形成了“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的壮丽景观。116尊造像中,有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与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米拉日巴传》形容词的研究和比较

《米拉日巴传》不仅是研究后弘期藏传佛教形成、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同时 ,在语言上也独具特色。文章着重对《米拉日巴传》中的形容词进行分类介绍 ,并与敦煌文献中的形容词作了比较研究。     

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

阿勒坦汗选择信仰藏传佛教标志着继蒙元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弘传。文章从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的过程分析,认为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动机在于他与藏传佛教互动中的自身信仰,同时还在于蒙藏传统及其文化共性。     

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藏族僧伽服饰是藏传佛教之重要的外在形象标志之一,它不仅承继了印度佛教僧伽衣著的思想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了浓厚的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文章对藏传佛教僧伽服制的历史形成、外形特点(包括款式、用色和质料)及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试图全面认识和阐释藏传佛教僧伽服饰的特点和内涵.     

略介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赤巴中的九位著名佛学理论家

文章依据藏文第一手资料,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赤巴中的9位著名佛学理论家,并对甘丹寺培养佛学人才的历史沿革进行说明,目的是为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