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青土官制度实施原因刍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大都以西南土官为重点,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研究只限于简单的阐述.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自身的特征,它与明代西南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本文认为明代甘青地区之所以实施以流为主的“土流参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民族文化类型不同;二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治理程度明显不同;三是明初西北、西南地区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同.     

思恩、田州叛乱始末记——明代中期广西右江流域土官土目叛乱与改土归流

前言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宋称为羁縻州制,元、明、清定为土司制度。明初广西西部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由继承前代的土官岑氏家族来统治的。到了明代中期,该地区的思恩、田州二府的在仅半个世纪内就相继发生了由土官、土目发起了三次叛乱。明朝对这三次叛乱采取了相应措施,改土为流,慢慢地巩固了统治地位。关于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土目的叛乱以及明朝采取的对策,笔者拟作一探讨。首先,我们看一看有关右江流域的思恩、田州     

明代湘桂川滇黔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科举状况探议

明代湘桂川滇黔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科举状况探议黄明光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是明代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之一。研究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科举考试状况，对于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历史情况，以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勾通，都有着一定的意义。一、明代...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兴衰存亡,固然和各个历史时期中央政权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民族政策有关,但也和在这种政治制度统治下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有关,故研究土官制度就得研究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就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土官”与“土司”

土官或称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部分边疆地区,通过分封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或权势者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是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司制度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土司或土官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北宋皇佑年间的今广西西部壮族地区;尔后元、明、清王朝继续沿用,並广泛地把这一制度推行于中南、西南及西北等省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官或土司     

明代壮族土官朝贡评述

明代内地汉族同广西壮、瑶、苗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壮族土官遗使朝贡,就是其中之一。本文试就土官朝贡目的、朝贡使者、朝贡时间、朝贡贡物、朝廷赐物及朝贡的作用和影响诸问题进行论述,这对于研究明代汉族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往以及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何时，有的说始于唐或宋，有的主张成于元，有的则认为确立于明代。论者见解不一。本文据实分析了羁縻制与土司制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区别，论证了土司制度形成于元代。它的确立，使土官治理区也就是土司成为元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权机构，确保了中华的一统。     

试论明代广西土司的置、废、改流及其历史特色

有明一代,中央王朝为了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直接统治,使各地土官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他们在承袭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为了钳制广西的少数民族,明王朝运用“抚”、“剿”两手,采取以流官辅佐土官,并废一些土府、州、县,在一些土府、州、县改土归流,甚至增设或复设一些土州、县、长官司、巡检司等多种手段,“相机而行,随宜而处”(于谦《议相机抚捕蛮夷疏》,见《粤西文载》卷.5),千方百计不失时机地进行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各种尝试,以实现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宏图”。虽然元、明、清、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均有实施,但由于时间上,地域上的差别,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在具体实施、产生的影响与作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渊源很早,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羁靡州就有土司制度的刍型,但通常认为这种制度始于宋元,而完成于明代,清代因袭沿用。元、明推行土司制度主要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其中又以云南设置的土司、土官最多,职官种类也最为完备。土司制度的内容,主要是暂时不触动各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利用原来的统治机构对当地统治者加封一些不同于内地的职名封号,使之“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明文·职官志》)。所封职名有宣慰使司宣慰使(从三品)、宣抚司宣     

宋代僮族地区在士官统治下的经济形态

关于宋代在僮族地区建立土官制度的经济内容,近年来在学术办的讨论中,意见颇有分歧,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土官制度所反映的是封建制的经济内容,即土官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僮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的确立。我认为桂西(包括左右江及红水河、龙江中上游地区)在宋代,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贡献初探——岑毓英研究之三

岑毓英无论抚滇、抚黔、他修复书院,加广学额,增加束修膏火,招商创收,保证文教经费,补贴进京会试举人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云贵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他把文化教育全面推行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并用制度予以保证,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民族和睦,有着划时代的历史作用。     

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唐、宋两王朝在广西部分地方实行的羁縻制度,是元、明、清几个王朝在广西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官制度的窠臼,因此,我们研究广西土官制度各种问题时,就必须从唐、宋时期开始。 广西的土官制度,从唐、宋以至明、清,有的土州延续到民国初期才进行改土归流,它     

<土官底薄>所载明代云南回回土官释析

<四库全书>之<土官底薄>载录有明代云南回回土官7家,为研究明代回回人居留云南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认真剖析这些材料.可以探寻元明时期回回人在云南活动的轨迹.     

宋朝对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正> 宋代承袭唐代对“蛮夷”之地的羁縻政策,“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由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世代相继,号称羁縻州,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宋朝在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大体而言,采取任用土官、以本土之法治本土的羁縻政策,强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恢拓梅山、南江等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蛮”族的封建化进程和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