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彝族哲学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

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其民族精神、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更与儒学的影响、彝族对儒学的自觉选择有密切联系。儒学在彝族中的传播、影响历史久远，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文化的关系具有阶段性演进的特点。彝族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彝族先民基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的结晶，因而深深烙下了彝族鲜明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在彝族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交融激荡，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及民族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交融，提升了彝族哲学文化思想的理论水平。彝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成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充分体现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彝族先民通过吸取儒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自我创新的开放品格。     

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河西儒学是以河西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具有承续两汉经学传统,提倡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学术与生存样态颇为灵活、功利的一种地方儒学形态.它肇始于两汉,形成于魏晋,曾对统治势力延及河西的吐蕃的政治、教育、伦理观念等产生过一定影响.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既是我国历史上以儒学为纽带的民族文化交流、互融的典型史实,也是儒学及其文化传统辐射和影响青藏地区的典型实例.     

蒙元时期儒学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论析

元代是理学迅速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宋理学,下启明心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元代的统一和多远文化的碰撞融合为元代儒学注入了新的源泉,儒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理学影响遍及全国。儒学地位在元代空前高涨,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成为选官择士的准绳;儒圣先贤的后世追封在此时也达到顶点。但相较于元代理学的普及和深入,其理论发展严重不足,鲜少新的创见。而元代儒士地位的下降也与儒圣先哲地位的抬升呈现出矛盾性的错位。这一特殊性发展,成为了元代儒学发展的一大鲜明特点。     

试论儒学在少数民族文化整合中的变迁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它在整合和浸润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在少数民族文化的选择与整合中得以丰富与提升。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探讨,来阐释少数民族对儒学的影响,进而论述了儒学在与少数民族交融整合中的变迁。     

试论儒学在青藏地区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

为满足汉族移民的文化教育需要而广播儒学,以儒学为中介的文化交流,中原政权开疆拓土过程中推行府县儒学,在少数民族土司贵族群体中推广儒学,著名儒生、地方官员及谪臣等推行儒学,以及以儒学思想影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等,都是儒学在青藏地区传播的重要方式.儒学及其文化传统在青藏地区的传播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社会风 尚的优化,是该地区构建文化认同意识的思想基础.     

儒学文化研究反思

就仁学起源于东夷族,孔孟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结;儒学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孔子没有删<诗>、<书>,作<春秋>等三个问题作了论述.认为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当前儒学文化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对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兼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行儒学教育是中央王朝为加强土司地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土司地区的教育发展和文化融合。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就是要以学科综合视域、文化深层研究的思路研究各民族的文化。以现代学科理念,统以综合视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文化间的思维、精神、艺术层面的深度沟通。如此,既能注意到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又能跨越时、空、类的局限,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视域中彰显多彩,符合文化本身的特质。源远流长、植根心灵的文化阐释,更容易激发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多学科综合视野的理性思考,是激发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有效学术途径。对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育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和融合的现代学科视域下理性审视,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性关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清朝宁夏儒学教育与共同体构建

中国古代儒学教育长盛不衰,成为中央政权的官方学术,为历代王朝"大一统"国家形成和稳固夯实了思想根基,为君臣百姓树立"家国"意识提供了遵循,为今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借鉴之义。清王朝为延伸帝国权力,在宁夏地区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建立起了由府、州、县官方儒学和书院、蒙学组成的民间儒学教育机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儒生,增强了王朝统治的向心力。几千年儒学教育的渗透对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民心性,促进了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儒学传统文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模式研究

随着各国对传统文化法律保护重视性的提高,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学文化的法律保护问题也渐渐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儒学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创作者群体性、作品延续性、发展无限性等特点,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模式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和热点。鉴于在采用现行著作权保护模式和综合保护模式对儒学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有必要探讨一种新的保护模式即特别法保护模式,以求实现对儒学传统文化的全面有效的保护。     

文化认同与多民族国家统一——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

明代对云南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和流布.在这个时代里,儒学的流布与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云南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了云南的人口构成、民族分布、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逐渐趋于一致,云南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加速.     

试论元代统治者对元杂剧创作之影响

在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蒙汉民族掀起第一次文化交流高潮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蒙古民族及其统治者对戏曲歌舞的爱好与关注,对元杂剧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当对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文学研究有促进作用或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元代墨工考

元代的制墨前承唐宋 ,后启明清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工匠。本文依据史籍 ,对元代的墨工进行了考证。     

试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东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高度发达的时期。处于同一时段的阿拉伯半岛也因为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告别"蒙昧",走入文明时代。当时共处世界东方的唐宋王朝与阿拉伯王朝随着东西交通的开放,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交往频繁,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入华而传入中国。本文从原始史料入手,意在厘清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具体过程,并尝试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     

略论宋代伊斯兰教建筑

随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不断繁荣,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阿拉伯商人开始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伊斯兰教日常宗教生活的客观需要,清真寺和圣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区别于宋代木构建筑的一种新形式,因而倍受当时士人关注。尤其是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磨合和碰撞之后,富有早期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不仅一步一步地被宋代社会所认识、理解和接受,而且对元明清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影响。     

试论元代书院的特征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元代书院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由各级官府为书院委任山长、任命和提升书院大小官员、官方控制书院经费的使用,最终使书院官学化,并在教学中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宗旨。此外,元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理学逐渐北移、民间创办书院以及蒙古族官吏建立书院等,这些都是元代书院有别于宋、明两代书院的特征。     

从跨界共享到乡土融合:嘹歌复兴与壮族社会变迁研究

以嘹歌文化主要流布地--广西平果县的田野资料为例证,"历时"与"共时"视角并重,描述了迈入21世纪的壮族嘹歌由衰至盛的复兴历程。反思嘹歌文化的发展,文章认为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跨界共享"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总结其规律,"传承-创新-再融入"是一重要发展模式。在多元互动的语境下,平衡好文化"向上"与"向下"之间的流向关系,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宁夏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

从唐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历经千余年 ,伊斯兰教不断在宁夏传播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实地调查以及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对宁夏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概述     

蒙古族声乐艺术——长歌的发展轨迹

长歌流行于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及新疆、青海、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州、县的一种传统声乐艺术。本文从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对长歌的历史进程作了探索性的考证,探讨了蒙古族长歌独特风格的源渊关系。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

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