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演进与结构变迁研究

文章分析了民族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历程和工业结构的演变。认为移植型工业化和嫁接型工业化是民族地区工业化的两条基本路径，这两种工业化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文章把民族地区1949年以来的工业化划分为四个时期，在每个时期，中央政府和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根据民族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格局中的战略分工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民族地区工业化表现出相应的特点。文章指出，伴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从轻重工业结构、规模结构、经济类型结构和行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文章特别指出，目前民族地区对资源型工业的依赖在加大。[关键词]民族地区：移植型工业化：嫁接型工业化：工业结构     

哈萨克族史诗的母题组合类型

本文参照国内外几位学者提出的史诗类型划分标准,并根据哈萨克族史诗母题的组成方式,将其分为简单型、复合型和多重复合型三种类型。简单型在历史和宗教史诗中比较多,复合型比较多的是英雄史诗,而多重复合型只有在突厥语民族共同时期形成的古老英雄史诗中才有。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行为模式、动机体系及其变迁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中的主导经济行为模式至少存在四种类型。民族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基本的动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有五种主要因素在改变着这些经济动机体系和行为模式,一是乡(镇)政府、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推动、示范和劝导作用,二是体制改革的推动或压力,三是文化移入的诱导或冲击,四是内部创新行为的出现,五是特定文化传承的激活。     

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经济类型研究

为了全面把握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现状,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发展,本文对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多元化的经济类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作了详细的探讨和比较研究,指出目前民族旅游村寨经济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农户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具有多元化特点。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优师计划”背景下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培养路径

国家发布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作出大力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具体部署。但现有的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和组织保障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不利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陷入“优才难育”的困境。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需要优化实践路径。一是培养目标定向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在目标定位、目标内涵和目标评价上坚定师范生爱教、乐教的理想信念,涵养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长期从教的职业情怀。二是课程体系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德养成+师知传承+师能培养”的师范生课程体系,将“向农性”课程有机融入各个课程模块,强化乡村理解教育,助力师范生适应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工作。三是实践教学融入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建立健全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技能训练机制和“双导师”制度,深入实施乡村“田野”体验式研究,培养知行合一、扎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教师。四是协同育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范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乡村定向学校三方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给予师范生专业化、个性化和本土化支持,助力师范生成长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良师。     

多元族群互动中的甘青地区家族类型——以三个家族为例的人类学研究

家族或宗族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经常关注的概念。对于家族或宗族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但无论怎样界定,都离不开家族或宗族的基本要素——血缘。本文试图结合家族的血缘与民族身份两个要素,将甘青地区的家族分为具有多民族身份家族、转换民族身份家族、延续民族身份家族三个类型,并结合国家在场对家族类型及身份认同予以讨论。     

推行股份合作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以西藏为例

文章根据西藏的实地调查材料,联系西部民族地区的整体情况,认为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了城镇和农村、干部职工和农牧民的不平衡发展,这是西部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进行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同时,应当运用政策和资金优势,推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营组织形式,重点扶持农村和农牧民的发展.     

民族地区网红经济的生成逻辑、演化路径与经济社会影响研究

网红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群体,随之产生的网红经济是一种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脱贫攻坚战的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网红经济发展速度迅猛。网红经济在帮助民族地区民众增收脱贫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结合网红经济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路径,对民族地区网红经济的生成逻辑、演化路径进行了探究,分析了网红经济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摸清了网红经济在民族地区发展遇到的困境,并从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监管体系、特色民族文化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青海农牧区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现状调查

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是当前农牧区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农牧区教育水平,加快农牧区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对青海省农牧区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研和科学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和实施青海省农牧区现代远程教育的建设性意见.     

共同富裕目标下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差异与持续增收

脱贫攻坚助力民族地区实现了全面小康,也为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民族地区依然是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特别是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实现可持续增收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本文基于收入总量、结构比例、区域差异等多维度比较,以四川省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民族自治州为例,总结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及其四项构成的差异特征,分类探讨了增收的来源,以及面临的经营净收入相对过大、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规模小等增收的不可持续性风险。基于此提出要巩固拓宽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创造性财富规模,探索增大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分配性财富收入,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可持续增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西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分析

本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并对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对西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行科学判断。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严重落后于其他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部民族地区没有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相对比较特别的地缘优势,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     

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

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后,推动巩固全面脱贫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接续发展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都是我国组成部分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也是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易发地区。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呈现出区域性、群体性、联动性等特征,从生态性、政策性、发展性等因素深度剖析其发生缘由,进而从相应角度提出创新民族地区生态扶贫方式、完善民族地区返贫风险治理政策体系框架、建构民族地区新内生发展模式等针对性对策,以防止民族地区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     

培养“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关于新时代西藏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几点思考

西藏高校大学生,无论是西藏生源还是内地生源,无论是在农牧区就业还是在城镇就业,都可以而且应该是祖国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和西藏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在新时代,西藏高校大学生需要“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精神,但是“下得去”是人生起点,“上得来”是人生目标;“留得住”不仅靠感情,更要靠本事;“用得上”需要高校针对两地生源、两地就业的现实,开展全面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对两地生源、两地就业的西藏高校大学生的培养,都要强调城乡结合、区内外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     

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民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认为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从正面影响来看,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交流与融合;从负面影响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活面临变迁;旅游地少数民族成员与汉族游客之间因文化差异和资源利益分配产生纠纷。对于少数民族旅游地来说,保持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才能使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使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本人文条件。     

民族地区农地保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探讨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是历史的战略性选择。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催生政府强行征地欲求,加速农地数量的减少,加剧农地质量的下降。合理调整城镇化建设与农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要求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必须统筹规划、集约用地,必须规范政府的供地行为,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村寨居民交际和社会认知能力研究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参与主体,由于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的限制,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程度不同,不仅造成居民在经济上产生分化,而且导致居民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分化加剧。本文通过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少数民族村寨居民的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创办了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业主是当地的优势群体,与一般居民有明显的特征分化,居民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的差异主要由居民是否创办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