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试探王岱舆对穆斯林妇女观的儒化建构

以往学术界,特别是回族学界对王岱舆的宇宙发生论、认主学等问题探讨较多,但较少对于其关于妇女的伦理思想加以讨论。本文拟在前人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王岱舆的妇女伦理思想进行初步的考察分析,以展现其所建构的伊斯兰教妇女伦理体系,以及说明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本文主要涉及儒家伦理学说)中女性观的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女性观。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当代国际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HosseinNasr)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上,对伊斯兰教哲学与东西方哲学精神经过长期探索后,体认到“现代主义”观念对传统伊斯兰教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从而提出“圣道伊斯兰教”观的宗教哲学概念。他并因此以及对传统苏菲思想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挖掘和阐释而在伊斯兰教学者和西方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深刻的伊斯兰教“文化自觉”意义、和谐理念等积极因素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他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国内尚无评介与探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作了述评:1.纳斯尔其人其学;2.“圣道伊斯兰教”观;3.对“圣道伊斯兰教”观的一些思考。     

王岱舆经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岱舆是明末清初的回族汉文译著家和经学教育家。在中国伊斯兰教由衰微走向进一步发展之际,王岱舆开始著书立说,实现他以儒解经、伊儒相通,立志发扬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使命。王岱舆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现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学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围绕宗教教育思想、人性教育思想,以及慎修教育思想,对王岱舆的经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述评。     

从珈百列圣训看伊斯兰学科体系的主干内涵

圣训与伊斯兰学科体系关系的研究在汉语文献中是一个空白领域,学界几乎没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以珈百列圣训中阐明的"伊斯兰"、"伊玛尼"和"伊哈萨尼"三个伊斯兰教的内在向度以及伊斯兰教的历史观为切入点,揭示了伊斯兰教学科体系中的三大主干学科"菲格海"法学、"凯拉姆"教义学和"泰算悟夫"苏菲行知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伊斯兰学科体系的主干内涵就是珈百列圣训在伊斯兰教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延伸,是伊斯兰教学科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伊儒会通”研究的探索之作--评《伊儒会通研究》

自元代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就开始"以儒诠经"的尝试,到明中晚期清初期,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精通儒释道经典的回族学者,如王岱舆、刘智等。他们将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相结合,在保持伊斯兰教本质特性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文化内涵,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体系,这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中国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智哲学的两个关键概念——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理”和“性”

回儒集大成者刘智运用儒学的概念术语来阐述伊斯兰思想,构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伊斯兰哲学形态。本文以刘智《天方性理》为立足点,探讨刘智哲学的两个关键概念"理"和"性"在伊斯兰思想中的来源,并与儒家有关性理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刘智在何种程度上使用了儒学的概念。     

伊斯兰教在唐代活动述略——兼议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文化传播的性质

本文从外交、商业、军事等方面追述伊斯兰教在唐代活动轨迹的基础上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性质问题。提出中、伊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传播是出于丰富各自文化的需要。伊斯兰教在中国载体移植型的特殊文化传播方式不仅决定了异质文化间的排斥力和文化选择机制不能阻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 ,同时也决定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期的文化传播所具有的伴生性质及其在中、伊两大文化系统中所具地位的演变     

《异而同 同而异——王岱舆对儒学的一种理解》出版

正由宁夏社会科学院金贵助理研究员著的《异而同同而异——王岱舆对儒学的一种理解》一书,2013年11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王岱舆为研究对象,从其所涉及的微观的命题、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出发,从批判、认同和借用三个方面探讨了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文     

"中国经验"与全球清真寺发展路径选择

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半岛逐渐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区域宗教跃升为世界宗教的辉煌历程,并以"随寺传播"的基本形式派生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中国清真寺文化是伊儒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全球清真寺发展极具参考价值,但也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以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剌沙为例,分别论述了蒙古国时期、元初及元中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充分挖掘元杂剧的基础上,就伊斯兰教("回回法")与"汉法"在民间社会的冲突亦作了勾勒,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遭遇主流文化———"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清真释疑》研究

金天柱是清初回族学者,曾在清翰林院任教习,期间著述《清真释疑》一部。与明末清初其他“回儒”们相比,在同儒家的关系问题和对待释道的态度上,金天柱有其独特之处,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唯一的传世之作也鲜有学者关注。本人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期间,选择《清真释疑》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研究,并译成英文,现将部分研究成果加以整理...     

伊斯兰的宗旨--兼及与儒家文明的对话

儒家经典《大学》给人们设计了循序渐进地实现理想人生和完美社会的宏伟蓝图,勾勒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生命追求轨迹和精神升华阶梯。无独有偶,世界上还有另一条为人生铺设的进升道路,多少世纪来与儒家的道路平行递进。那就是伊斯兰为造就“善良的人类”而设计的“良好的个人、良好的家庭、良好的社会、善良的民族、良好的国家、善良的人类”这样环环紧扣、由小到大地实现人格完美和人类和谐的轨道。伊斯兰铺设的这条道路其起点和终点与儒家有殊途同归之妙。这就为伊儒两大文明的和平对话找到了适当的切入点,也为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典互读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本文是三位作者在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儒诠经"与"回儒共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民族化与本土化等方面的对话。     

清朝时期儒学在青海循化地区的传播及难以展开的原因分析

儒学在青海的传播大体上遵循中央政府势力在地域上以西宁为中心,渐次由东部农业区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扩开的规律。乾隆、同治、光绪年间三次大规模回族撒拉族反清事件发生之后,清王朝始在循化等地力建儒学。由于儒学教育很难让边地民众获得参与主流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儒学在以循化为代表的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展开难与内地相等。     

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相互影响

儒学与藏传佛教曾长期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传播，彼此影响。这既有政治、经济、宗教、婚姻、交通、人口迁徙以及儒学和藏传佛教各自的特质等方面的根据，又有着多种实现方式。二者之间的互动传播与彼此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体现于思想文化的内容上，且形成一种以形式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结构模式。其实际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区藏民族和汉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视野，丰富发展了汉地和藏区的思想文化内涵；促进了藏区和汉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了两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分析

本文旨在对回族音乐中存在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进行分析,这不仅可窥见回族音乐本身的文化形态,也为探讨宏观的回族文化内涵提供具体、有力的例证。文内对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概念进行阐释;对回族音乐中体现出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跨文化交融的文化自觉,以及回族与他民族跨族交流的文化互动两个方面形成的文化融合进行分析;对伊斯兰教统摄下的本色坚持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回族音乐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于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并存型存在方式。     

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探讨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对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6个方面概括了北京的清真寺在哪些方面为全国清真寺之冠,指出筛海传说与筛海坟是贯穿北京伊斯兰教从始至今的一项内容,对与北京伊斯兰教有关的人物进行了较细的分类,较详地罗列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大事,对北京现存的碑文进行了分类,并第一次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中国伊斯兰教主要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近代转型。     

Trying Islam: Musli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wh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mains ineffective in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especially as this issue applies to Muslims. I discuss these reasons under four broad categories: religion-specific, non-Christian religion-specific, and Islam-specific. First,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adversely affect everyone's freedom of religion. Despite expansive rights for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that are provided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the Court has devised some methods that largely limit the scope of these rights. Second, these problems are much more salient in the Court's dealings with non-Christian religious traditions. Third, I claim that among these non-Christian relations, the Court's handling of cases involving Muslims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because of fears both about Islam and Muslim visibility and demands. Fourth, the Court's desire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secularism has allowed it to ignore government's “assertive secular” policies even when such policies conflicted with human rights of Muslim individ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