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论析——兼论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启示

西方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极为丰富,然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研究却常常陷入“碎片论”“困难论”“割裂论”等各类误读。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研究进行比较、批判的基础上,中国学界积极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整体性研究,呈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突破性研究,体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研究的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这种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思考和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话语、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努力始终伴随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整个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形成、确立和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核心理念,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体系,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培育的实践与上述过程相呼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成效又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百年培育史可划分为初步尝试、局部开展、全面铺开、再次被强调和成为民族工作主线等几个阶段。经过百年努力,具有内在关联且各具特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重意涵生成;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渐次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日趋成熟,成为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理论体系。百年培育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二是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同时保持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三是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四是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审视凝聚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努力,从而正确评价百年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及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深刻地辨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现代社会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对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建构性。中国共产党曾使用“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抗战”话语。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自强不息、救亡图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改变国际关系对比格局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念之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征程中得到不断实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断,深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理论内涵。“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代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西藏问题

日学界所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都是以汉族政治社会思想和活动为主,忽视了西藏等边疆民族主义.清末,英国侵略西藏地方产生了西藏激进民族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主义理论成为应对西藏激进民族主义的较佳选择,展现了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国家的一面.     

从“移民”到“公民”：朝鲜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跨境移民族群,朝鲜族先民与兄弟民族携手并进,在共同开疆拓土、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促进祖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由“自在”的自然共同体向“自觉”的命运共同体转变,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朝鲜族人民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觉肩负“双重使命”,投入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斗争洗礼中,更加彰显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日帝投降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解放战争,朝鲜族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从一个边缘的跨国移民身份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历史演进。     

共生理论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五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与共生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建构必须赋予"共生"的理念,以责任、族际、文化、利益、命运为共生单元的建构逻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中华民族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两个概念。当前学界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出现了忽视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强调的“共同性”是指56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把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总称，甚至否认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底与主干，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建构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中华民族知识，同时，要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历史、文化等民族特点来构建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民族主义主张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有根本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者对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改造。从最初的"排满"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从提倡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同化到设想国内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民族建国理论上完成了从汉族国家经由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嬗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性及其建设路径

“国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国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的国族,也具有民族性和国民性双重特性。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中华民族观念政治社会化和国民身份法治化过程形成的。忽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无法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建设路径包括培育国民意识、强化国民身份,以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法治化等方面。     

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论中国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性定位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共同的道德传统等特性,在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代,各国教育的民族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国教育作出怎样的民族性定位选择,反映了一国教育在教育国际化大潮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冷静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辩证应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适应国际化大势中完善、光大、弘扬自己的优秀民族特性,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 《滇省夷人图说》中有12幅记录少数民族婚俗的图画和图说,本文从聘礼、迎亲习俗、媒妁以及通婚圈四个方面入手,解析了图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云南民族的婚俗文化.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