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驱动因素与社会效应

在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下,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员加入到了城市“流动人口”的行列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资源、经济、制度、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意味着人口的城乡流动和空间转移,也意味着城市民族交往的扩展和深化,对现代城市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社会资本视角下藏族传统社会人情关系在都市中的流动与延伸——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群体为例

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动员与人情交往关系在藏族传统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并随着人口流动不断拓展到传统社会以外的都市社会;借助现代新媒介及社交工具,在中心城市派生出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流动到城市人口的新社会资本。文章以到成都就医的藏族群体为观察对象,通过观察和具体参与藏族在成都就医活动全过程,对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流动及其在都市中被整合利用、成为藏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从"内卷化"到不断外化拓展的情形,进行生动细致地描述与分析。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基本的出发点和主要的关注点。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这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①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侨乡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一、侨乡的“特殊”意义:正、反两方面的解读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属于移民与移出地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     

傈僳族漆油饮食文化论

漆树及其漆制品——生漆与漆油食品往往被外界谈“漆”色变,但却被称为“三江主人”的傈僳族所喜爱,成为傈僳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符号。本文探讨滇西北以傈僳为文化主体的漆油饮食文化圈所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并揭示漆油饮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功能,重点探讨傈僳族通过漆油的跨区域、跨民族与跨国界的流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意义。     

城市中流动的贫困儿童与教育——学校能做什么?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其中,人口流动中举家迁移规模不断增长,同时,流动儿童的数量也持续增长.与之相应带来的问题是流入城市公办学校“流动的贫困儿童”数量的上升.由于户籍制度和政策的限制,这些流动的贫困儿童的父母流入城市后享受不到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他们的父母学历整体低下,没有安定的职业,不具备优越的经济实力,只能保证当下的生存需求,没有能力满足儿童教育和文化上的一些消费.面对生活在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匮乏环境中的流动的贫困儿童,学校为其搭建了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弥补了其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差异.     

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当代海外华人宗乡社团的全球化初探

一、前　言在当代世界舞台上 ,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与跨国网络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根据现有的资料 ,早在 1 96 3年 9月 ,世界各地刘、关、张、赵四姓联宗组织就在香港成立了世界龙冈亲义总会。① 1 971年 9月 2 8日香港崇正总会主办了“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4 7个客属社团 (客家人的社团———编者 )的 2 50名代表参加了这个全球性聚会。② 从那时以来的这二三十年里 ,海外华人社团的全球化不断发展 ,其表现主要有 :高频度与大规模的社团全球性集会 ,永久性的国际社团组织的建立 ,海外华人社会与华人社团之…     

“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善用与创新

近年,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生”,社会掀起了一潮又一潮的“国货热”“非遗热”以及“古装热”“国潮热”,而也因当下时代新人对“国潮”的追捧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逐渐强大的革新力传承和发展,并逐步焕发出新一代的生机与活力。出现这一现象,也正是社会大众思潮及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在国潮设计中,优秀传统文化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文化依据和身份,而进行“国潮”设计,则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展示、创新及传承与发展的舞台。本文从出现国潮文化的现象与动因角度出发,就国潮设计和优秀传统文化间存在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潮设计中的有效善用及创新方面进行深入阐释。     

象征交换与人际互动: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

互惠交换是人类学研究传统中诠释文化规则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交换提供了理解侗族文化特质的新路径,其表征方式就是劳务互惠和礼物互惠.劳务互惠表现出与一般交换不完全相同的三个特征——即时性、延时性和多义性;礼物互惠是一套糅合了“父系法则”与“个人亲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在强化侗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建构出新的人际网络.两种象征性互惠交换在上梁庆典中的有机结合,完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实现了侗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