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灾难的集体记忆、合理化叙事与信仰实践——基于陇中城子川人历史与日常的考察

甘肃省中部甘谷县和通渭县交界处的城子川,因特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经历着频发的灾难,“天灾人祸不断”构成了城子川人深刻的集体记忆.从灾难的合理化叙事与积极应对的视角观之,灾难的发生成为了城子川人逐一定位生息之地历史过程的重要节点,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使当地人能够凭借灾难穿梭于历史与当下的日常之中,经由将灾难常态化,不但主观地解决了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中“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勾勒出了他们繁衍与存续的文化脉络,更通过具体的信仰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     

脆弱性辨析与灾难形态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灾难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

人类脆弱性的辨析是人类学开展灾难研究的关键基础,也是对灾难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梳理灾难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演变和理论视野发展,本文指出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类型划分应基于脆弱性的辨析,结合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的关系考察来区分自然灾异型、社会灾变型与社会灾祸型这三种形态的灾难,从而更精准化地以地方性视角、过程论方法与整体性关照推进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获得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瑶族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初探

瑶族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没有本民族文字。从法律学家的角度来观察,瑶族的历史似乎可以破解法律中的一个谜团:在没有文字的历史中,法律在瑶族社会中是怎样发生、演进、实施的?本文试图对瑶民的习惯法及其文化价值作一初探,以期揭示无文字民族的法律发生和演进过程。　　瑶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瑶族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也没有立法和执法机构,统治王朝的法律法规,在瑶族地区因各种原因未能生效。因此,瑶族人民主要依靠社会习惯法(即原始法律或传统法律)来调节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     

灾害人类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期,该任务面临着各种挑战,2020年发生的疫情就是其中之一。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视角可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灾难中的构建路径:将灾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场域,通过灾难记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挖掘抗灾精神以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灾难治理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由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引发的灾难人类学思考

新奥尔良市在2005年所遭受的卡特琳娜和丽塔飓风和水灾袭击,为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这两次飓风也唤醒了学者对灾难研究的注意力。灾难不仅冲击了社会结构,造成了不同群体聚合或边缘化,也作为一种显示器,昭示在灾难过程中最为脆弱的是穷人群体。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灾难的影响与结果,也应该联合起来,参与救灾活动,直接为受害群体提供援助。     

透视北欧萨米人的发展历史与生存根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萨米人结成了"希达"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牧养驯鹿,崇拜自然神明。同时,他们也不断受到来自大自然和异族社会的种种挑战,富于斗争精神的萨米人总能在一次次灾难中顽强生存下来,将本族文化传承至今。本文从萨米人的发展演变及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等方面,解读萨米人的历史,探寻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

本项研究以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内蒙古牧区社会变迁史资料、社区研究成果和作者在翁旗所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牧区的体制变迁作了系统的回顾，并对牧区所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实证的检验。应用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着重强调指出体制变迁对公共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和困境，既是本文的特色，也是本研究的主旨。     

人类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教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及作品缺乏深入了解。曾有文章介绍过欧美和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但就宗教人类学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介绍很少。本文是一篇总结最新欧美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章,作者梳理了学术史,分析了研究现状,提出了可供讨论的问题及研究空白点。人类学研究宗教具有深厚的传统,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视角,西方人类学学者从历史、社会、理论、知识、权利、性别、仪式等角度关注过这一宗教及信仰群体,包括埃文斯·普里查德、格尔兹、萨义德、艾克尔曼、费舍尔、安敦等著名学者。通过本文的介绍,国内学者不仅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研究范式,同时,这些理论和视角也能够给我国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略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特性和功能

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西藏人民在同祖国各民族一道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篇章的同时,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体育文化。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由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滋养而成,因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大的生命力。纵观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不但具有现代体育健身、竞技、娱乐等一般的属性外,同时具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属性。本文拟从历史、民族、体育教育和社会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特性及其功能作一探讨。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兼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自然灾害与唐初东突厥之衰亡

唐贞观初年漠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东突厥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在这场空前的灾害中被暴露和激化。灾害使东突厥社会陷入全面危机 ,并最终导致东突厥的衰亡。从东突厥的衰亡 ,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中灾害对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和维护民族团结对于游牧民族抗御自然灾害的重要意义     

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

本文通过对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与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文化密切联系.灾害能够导致人类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也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     

民国时期甘肃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以1920年海原大地震为例

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本已贫瘠的甘肃以重创。由于多种因素,这次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发生同等强度地震的其它地区损失更为严重。中央政府救灾态度默然,救灾重任让渡于民间,各地方团体及地方绅士相继肩负起救灾重任,积极组织赈灾,使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赈灾需要政府的公共救济与民间的自我救助相结合,不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承担起使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责任。     

作为文化感应变化的间断熵——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故研究

间断熵在文化领域被定义为一种永久的衰退,是人类文化系统对环境适应灵活性的永久萎缩,它预测并解释了灾后人类系统不能重建的原因。1989年发生于埃克森·瓦尔迪兹的石油泄漏事故是一次技术性灾难,对威廉王子湾地区的商业性捕鱼和建立在生存资料基础上的社区生活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在其随后的灾后重建中表现出明显的间断熵过程。究其原因在于：（1）自然资源基础受到严重损坏,影响了原有的生计方式;（2）外来援助的方向性错误或有所保留,致使当地居民的精神创伤加剧;（3）灾后地区政治生态妨碍人类与环境互动传统模式的恢复。威廉王子湾地区作为自然资源社区,代表了一种文化上适合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那么他们应该被竭力保护,而不是被排斥或消除。对此,人类学家应该致力于研究如何对抗间断熵,为预防、应对和缓解灾难创造出文化上适宜的新方法。     

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

1991年10月发生在奥克兰地区的大火灾造成25人丧生,6000多人无家可归。幸存者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其中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尤其是对作为自然象征的母亲与作为灾难象征的魔兽二者之间的对立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人们为了解释灾难的去而复来,甚至认定灾难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循环的,从而肯定了上帝对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控制权,由此,毁灭者也是创造者。奥克兰大火中隐含着如建筑材料的不当使用和居民区的不合理规划等技术性因素,因此其可部分归结为技术性灾难。而由于技术性灾难产生于一个文化的竞技场,而不是自然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合乎情理的灾难意象或隐喻非常少,因此,技术性灾难不会流变为神话,而是作为永远的历史而存在。综观上述过程,灾难被重新界定为＂创造性的毁灭＂,从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尽管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以上述方式去象征地表达灾难,但所有的文化在描述与解释灾难时,象征都将会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象征的建立缓解或消解了灾民对于灾难的恐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灾难多发区的居民大多不愿意搬迁。     

“灾变”后的都市化——“5·12”地震灾后重建研究之一

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四川省平武县南坝镇重建依赖于国家政府的规划和指导,原本的乡镇在重建后呈现出明显的都市特征,然而政府构想中的都市化效应与地方的实际表达产生了差别,"政府的都市化"不等同于"人的都市化"。地方群众面对"灾变"后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产生了诸多的不适应。重建后的数年间,当地人在逐渐适应"政府都市化"的同时也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形塑着"人的都市化"。南坝镇经历"灾变"后的都市化表现,当地人对灾后重建的适应和改造,表明了人的能动性在从"政府的都市化"到"人的都市化"的变迁过程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壮族节日巫术形态

本文以民族志和田野考察资料作为研究依据,认为壮族节日活动中,隐含着祈求巫术、驱鬼巫术、占卜巫术三种巫术形态。壮族群众在节日里,利用各种巫术手段来满足自己驱邪避鬼、祈福消灾、预测丰歉的意愿。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