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人类学对于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关注,始于西方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的疾病认识、医疗体系与巫术等方面的研究,正是由于人类学对于人类公共卫生的关注而使人类学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全球化的今天,参与人类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人类学者走出象牙塔,学以致用,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能够为人类学者提供一定的资金与广阔的田野空间,推动学科的规范化发展.     

旅游的民俗

旅游的问题和在旅游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问题 ,就是怎样把文化拿出来给人看这样的问题。大家知道 ,凡是讲人类学的或民族学的话题 ,自然是把文化作为核心词 ,作为关键词 ,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我想这是一样的 ,不管叫什么人类学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传统。我们知道 ,人类学有很多国家背景 ,今天蔡华教授讲的是法国的知识传统 ,在法国传统中积累的人类学的知识引起了一些人类学者的关注。至少在中国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 ,如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 ,通常是人类学家进入了一个传统的领域 ,也是不能解决旅游这个大领域的所有问题。人类学者都…     

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

在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我常常感到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在困扰着众多的东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而费先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他非常出色地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之一 ,也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在 2 0世纪上半期开始由“异文化”逐渐转向“本文化” ,田野工作也随之更多地在本文化中进行 ,研究方式的转变使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遇到了新的障碍与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是在老一代中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学者研究实践下退步建构起来的.在秉承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较多问题,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人类学关注艾滋病

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注重研究疾病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系.世纪之交的中国,艾滋病问题日愈严重,引起人类学者的集体关注和行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话语声势"和社会影响.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人类学学科利用自己的武库为现实服务并发展自身提供了机遇.     

“活”在田野——人类学表述与训练的典型场景

田野工作之所以成为人类学学科的重要标识,缘于两者意趣之共通于"活"的状态。它具体表现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所携带的重复与灵动,与文化蕴含的强制性与超越性相呼应,使探究日常生活的田野工作为人类学研究提供着"活"素材;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者的"活态训练场",在关系性力量的生成与磨砺中,给人类学者注入感悟异文化的勇气和智慧,人类学者便有能力在对文化的实证研究中,承担起其"人型文化翻译器"的职责,从而实现对学术共同体的塑造;最后,田野工作有助于面向当代中国文化事项,为促进平等对话提供经验基础,并实现具有中国文化蕴含的表达,谋求人类学生存与发展。     

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

当今中国的人类学者更多的是应用历史记忆于研究对象中,但是,对于历史记忆究竟在人类学的哪些方面产生可值得探讨的影响则缺乏更多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历史记忆有利于人类学理解历史的真实,有利于加深对人类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认识。     

后现代·东方主义·民族志写作——从Louisa Schein《少数民族准则》谈起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意识形态从政治向经济的重心转移,中国社会在发生着迅速而复杂的转型与变迁,改革、重生和流变中的人类学之中国研究,也随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人类学学科得以重建,开始培养自己的人类学人才(包括少数民族人类学者),并积极与国际人类学接轨;①同时,许多西方人类学学者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展开访问及田野调查(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     

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

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对社会科学学者是考验也是动力,对人类学者尤其如此.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以后,周大鸣教授始终钟情于人类学的事业,从凤凰村的追踪到乡村都市化的探讨,从人类学系的起步到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到以人类学知识指导文化变迁,伴随着二十多年在人类学研究和学科重建领域的辛勤耕耘,周大鸣教授在秉承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创新,赢得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蒸蒸日上,闯出了以人类学独到视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