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壮族师公戏之形成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师公戏在壮族戏曲中是一种形式,它也是壮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成长的年龄虽然不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舞蹈,在宗教文化中成长起来。它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经过了历史的磨炼,现仍在传承。从它在民族文化中可以传承下去的理由中得出,民族文化中的自我保护是很重要的。民族音乐文化内涵可以继续保护与发扬。由于外文化不断进入、音乐品种的不断丰富增多,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极为迫切。本文从形成与发展方面对壮族师公戏进行讨论,从民族音乐方面阐述民族音乐的保护方式以及传承。人们对于本土文化认识不够导致民族音乐脱节。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而使大众在对民族文化认识进行了转变。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空间建构——以民间工艺美术类别为例

民间工艺美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中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门类,其精神内蕴与生长环境的活态性,使我们须从工艺产品内部自身表达方式、外部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两方面建构其活态保护空间。而在这个空间内部,起着梁与柱的支撑作用的,便是传承方式与劳作方式的活态性:传承中以人为本、以情为末便是柱,劳作中以手为本、以差异为末便是梁。     

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的主要特征

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文化方式,也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具有传承教育形式多样、传承教育对象广泛、传承教育环境复杂、传承教育具有地域性和活态性等主要特征.     

文化生态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人群共同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文化产物,有着自身特定的属性:主体性、整体性、活态性以及无形性等,在文化旅游盛行的情境中,如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一直都是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策略与路径——以天台“一根藤”为例

天台"一根藤"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悠久,拥有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结构纹理以及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冲击。本文通过对天台"一根藤"的实地考察、对话非遗传承人和文献查阅等前期调研,简要分析与梳理了目前天台"一根藤"面临的发展问题与传承现状,探析天台"一根藤"在新媒体时代中如何活态传承和创新发展路径。以期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作参考。     

民族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理念,构建全面系统的活态传承绩效评价体系对引导活态传承的规范执行,客观科学评价其传承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民族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绩效评价为研究内容,通过文献分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内涵和路径进行了理论阐释;并结合专家问卷法,筛选出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活态传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随后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从而构建了民族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绩效评价模型.     

舞蹈类非遗交互展示体验设计研究——以贵州铜鼓舞为例

本文通过对舞蹈类非遗价值构成研究与展示交互技术应用趋势的讨论，探索了更具趣味性和交互性的数字化舞蹈展示方式呈现。以贵州铜鼓舞为例，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录入标准化动作，并转换成视频反馈给体验者，其次根据文化特色构建虚拟场景进行沉浸式体验，实现民间舞蹈类非遗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     

浅谈锡伯族贝伦舞的传承途径与意义

贝伦舞,是锡伯族民间舞蹈.由于地域限制和文化冲击,贝伦舞发展缓慢甚至趋于停滞,其传承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基于对贝伦舞的调查和传承人的走访,阐述了贝伦舞的基本概况,提出传承贝伦舞的有效途径,并借以探究传承锡伯族贝伦舞的意义.     

微观视角与纵横向度下的桂中壮族师公教研究——以广西上林县西燕镇为释例

本文意从微观视角入手,通过更为深入的访谈,希冀从师公本身寻求更多的文化信息,进而联系地域社会中师公文化的纵横向度,对壮族民间师公教进行实践性的思考.不仅将对师公个体进行调查所得的信息置于壮族师公文化整体中加以考量,还希图勾连壮族村落社会中的民间宗教文化系统.以此为基础,尝试提出一些研究实践中的方法论取向问题.     

水族铜鼓舞发展现状初探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源自远古时期的水族铜鼓舞在传承的同时无可避免的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铜鼓舞的表演形式、音乐伴奏、服饰打扮、社会功能、活动主体、表演场所等方面。笔者认为,这些变化主要是由社会进步的外因和铜鼓舞自身发展需求的内因造成。目前,水族铜鼓舞的传承与发展还未达到最佳,我们有义务以分群体、分层次,由浅至深的,由面及点的方式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铜鼓舞,使其成为优质的水族文化名片。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