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 ,是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 ,曾在明朝永乐年间和宣德年间两次奉旨来朝 ,接受朝廷封号 ,从而确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的封授关系。本文根据汉藏文史料的相关记载 ,分别从四个方面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与明朝建立封授关系的重大史实的有关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论述 :一、藏文史料中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之记载信实不虚 ,可补正史缺载之憾 ;二、考证释迦也失第一次代替宗喀巴奉旨入朝的时间、路线并试图释解汉藏史料记载的矛盾之处 ;三、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辨析 ,认为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应是南京而非北京 ,驻锡地点应为南京梵刹能仁寺 ;四、考证朝廷对释迦也失两次赐封号及四次朝贡的有关问题 ,论述大慈法王的历史作用及地位等。     

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

印度大班智达、大菩提寺寺主室利沙于永乐十二年(1414)抵达北京,后曾游五台山,受封大善大国师.此前他途经加德满都河谷与西藏的拉堆绛、江孜等地,文章辑录了藏文文献关于他在上述地方开展宗教活动的记载.文章通过对照汉藏文材料,对室利沙的入华因缘、佛教修为及其对汉藏佛教艺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代弘扬格鲁派的两位汉族大德及其译、著简介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内地之关系,始于1408年明成祖(永乐)宣诏宗喀巴大师进京。宗喀巴上书辞谢未赴。1414年又诏,乃遣弟子释迦益西进京,成祖封之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16年释迦益西返藏,1434年再次进京,明宣宗加封为大慈法王。有清一代独尊格鲁派,雍正、乾隆均从章嘉国师学法。明代禁绝民间学习密教,清代虽于北京、承德广建雍和宫等寺庙,由格鲁派僧人主之,但亦仅流通于宫廷及统治集团上层,民间不预也。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     

色拉寺及其创建者释迦益西

色拉大乘洲寺的创建者乃名闻遐迩之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史译“释迦也失”)。此位上师诞生于具神经院(LHa Ldan gtsug Lag Khang译注:即拉萨大昭寺)以东之蔡公塘下方,生于公元1354年(木马年)。降生伊始便以先后天智慧而通晓多种经典,三门(译注:即心、口、意)平和沉静,出家法名为释迦益西(Shava Kya ye Shes),精勤练习读、写和施行、默记、背诵经典。最初,任大宝法王(译注:即宗喀巴)之司膳。该时,对上师意乐加行一如律仪,于显、密二宗博闻强记。尤其是在色拉曲定寺的两年(公元1407年火猪年——公元1409年土牛年)当中,柳梧西卡为施主,     

它见证了中原地区和雪域高原的血脉相连 明代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管见

<正>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源自明代，采用中原地区传统缂丝工艺织造而成，表现的是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上师、汉藏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唐卡纵109厘米、横64厘米，现藏于西藏罗布林卡，为国家一级文物。释迦也失（1354-1435年）系拉萨蔡公堂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八大弟子之一，曾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与宣德九年（1434年）两次赴京觐见明朝皇帝。“大慈法王”便是明朝中央政府对其授予的封号。唐卡画面上，释迦也失造型生动、传神写实，头戴金边五佛宝冠，头部后有佛光，     

大慈法王释迦益西与蔡巴噶举关系详考

大慈法王释迦益西 ( 1 354～ 1 4 39年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 ,他不仅在格鲁派的创建、发展和传播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 ,同时也是明代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释迦益西出身家世的记载零星简略 ,相关藏文史传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而已。本文在广泛披阅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释迦益西与蔡贡塘关系作了考证。认为释迦益西出身于“寨氏”( )家族 ;考证出蔡巴集团势衰后蔡贡塘寺成为噶当派寺院桑浦寺的属寺 ,因此 ,释迦益西在皈依宗喀巴之前已是噶当派僧人 ,而非噶举派僧人     

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史事再考

目前所见各种文献有关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的记载中,没有一种堪称完善,它们在内容上互补的同时存在一些相互抵触和混淆的说法,以致后人对明成祖遣使迎请宗喀巴的次数和过程皆不甚明了。虽然一些文献说明成祖曾多次遣使召请宗喀巴,但有据可考者仅有两次。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藏汉文献分别对明廷使臣于永乐六年(1408)及十二年(1414)两次迎请宗喀巴的具体过程进行考述和辨析。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明朝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色拉寺的创建者释迦也失,他一生的宗教活动,在明朝历史上,对沟通藏、汉、蒙等民族间关系,维护和发展藏、汉、蒙民族的团结,起过重要作用。释迦也失于公元1354年(藏历第六饶回阳木马年)出生在西藏拉萨河下游蔡贡塘(今拉萨市东郊)一个地方官员的家庭。自幼出家,后拜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根本上师,与宗喀巴朝夕相处,     

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

本文由内容相关联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考证法渊寺问题,以信实可靠之汉藏文文献证实所谓明代法渊寺实际建于清乾隆年间。而在明代,法渊寺及其毗邻嵩祝寺和智珠寺实为番汉经厂之所在。由此得出结论,明宣德年间第二次入朝的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驻锡之地不可能是法渊寺,从而纠正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谬见。第二部分深入探究番经厂的历史沿革及其职司功能问题。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人格与家教--《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之比较

<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两部作品虽然描写的都是儿女情长,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后者则偏重于对个性独立,自我约束的描写, 突出人格完善的重要性.从对两部小说的对比可发现家庭教育对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不同的人格结构会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伊斯兰教与回族服饰文化

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的源头与核心。伊斯兰教对回族服饰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影响的途径和方式有多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仍不失为回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发展的保障。     

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

对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的缘起、特点作了介绍,并概述了徐杰舜、邓启耀、张有隽、方李莉、于长江、李宏夫、郑瑞贞、黄东秋、赵绮芳等学者所提交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试析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经贸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化。因此,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成为了各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还是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础。沙特阿拉伯作为海合会成员国中的大国,其石油出口发展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经贸关系特点的分析,提出中沙经贸合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加强中沙经贸合作的建议对策。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变迁及族属标示及认同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个地区的人群交往更为密切,频繁的接触使人们在多元复杂的社会格局中愈发关切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更加注重与他群体的特质区分与互动关系.族群认同与变迁以及族属标示与认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当下族群问题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不同个案间进行比较、提炼,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进而提出更多符合我国实际的族群认同本土化理论,是未来这类研究主题发展的方向之一.     

Biographies and the doublenes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tegration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comprised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which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a linear fashion. For instance, if one becomes more proficient in the host country’s language, one’s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should also increase.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assumption has led to a plethora of policies (like mandatory integration courses) having targeted especially ‘Muslim’ women of Moroccan and Turkish descent, who are perceived as most isolated in society. Obliging them to learn Dutch was believed to increase thei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ir sense of home, the latter being considered pivotal for overall successfu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re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his linear fashion –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ith the help of biographical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women of Moroccan and Turkish descent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ocusing on both linguistic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sense of belonging, this study shows that mastering the new language and increasing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can actually have paradoxical non-linear, even curvilinear effects,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sense of belonging. We try to capture this paradoxical phenomenon with the term doublenes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