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董事和股价同步性波动:基于网络视角的考察

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连锁董事的背景下,从公司透明度和趋同性两方面分析连锁董事对公司股价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析连锁董事对股价同步性波动的作用机制。以2003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纵列截面数据,借鉴网络分析方法,采用居中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向量中心度度量公司的连锁董事。实证结果表明,拥有连锁董事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波动更高;在网络中镶嵌越紧密的公司,其股价波动和市场波动更一致。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大公司和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降低公司透明度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在小公司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增加公司间的趋同性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研究结论对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连锁董事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内在机理视角的探讨

本文按照中观、微观、个体的逻辑分析思路,分别从连锁董事网、公司董事会和连锁董事的个人行为特征这三个层面来解析连锁董事产生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认为连锁董事网的嵌入性影响着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协调控制能力和环境应变能力;连锁董事的引进可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影响着董事会的战略参与与功能整合;而连锁董事个人的行为动机与个人能力将会约束其治理效应的发挥.从而表现为网络镶嵌、公司行为与个人动机的有机结合与共同作用.本文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4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构建时刻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连锁董事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公司所处连锁董事网的规模、公司的网络中心度以及连锁董事所担任的董事数目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连锁董事比例的治理效应没有得到确定性验证,而连锁董事的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在任职特征及网络嵌入性上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针对中国的研究

关于连锁董事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争论一直存在.一种假设认为,连锁董事在转型经济中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制度漏洞,从而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而另一相对的假设则认为,转型中的公司治理失灵催生了连锁董事作为一种社会凝聚的工具,有利于实现管理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还尚未有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利用中国当前制度变迁的大环境,我们建立了284家上市公司连续八年的面板数据库,并针对以上两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连锁董事的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处于连锁董事网络中越核心位置的企业其绩效越差.该结果支持了治理失灵假设.本研究对连锁董事网络研究、公司治理以及转型经济研究具有重要借鉴.     

连锁董事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

基于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作用,从组织间模仿视角研究企业间的连锁董事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的董事类型以及目标公司与连锁公司之间的地域特征对连锁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9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7 522对年度样本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存在组织问模仿行为,即连锁公司之前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对目标公司之后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任职执行董事时或当目标公司和连锁公司属于同一地域时,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连锁董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有重要影响.     

连锁董事网络、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理论视角,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技术,分析并检验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研究表明:①当连锁董事处于网络中心或占据结构洞位置时,有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②当连锁董事处于网络中心或占据结构洞位置时,有利于减轻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政治关联强化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地方政治关联相比,中央政治关联对连锁董事网络与社会责任关系的影响更大;代表委员型政治关联强化了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官员型政治关联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连锁董事在企业集团知识扩散中的作用分析

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形态已经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企业的竞争性优势已不再仅仅通过充足的自然资源和产品生产来衡量.知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而在知识扩散中,连锁董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为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教训,让企业集团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壮大.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分析连锁董事在企业集团知识扩散中所起的作用,并试图给出一定的路径分析.     

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分析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治理行为是近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和趋势,而公司委托代理问题下的委托代理成本又是资本市场始终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将社会网络嵌入公司治理模型,从资源获取、网络寻租和社会监督三个方面分析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一个基本框架,为未来实证检验提供了方向和理论基础。     

连锁董事、财务绩效和公司价值

从企业和投资者两个视角分析连锁董事与财务绩效、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以1999年至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纵列截面数据,分年度建立联通连锁董事网络,借鉴社会网络分析和图论理论,采用居中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测度连锁关系的数量,采用向量中心度测度连锁关系的质量。研究结果表明,连锁关系质量和数量的相关性低,涵盖的信息不同;连锁关系越多、越重要,上市公司后续3年的资产收益率越高,并且连锁关系的变动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呈动态一致性。用营业利润率代替资产收益率,实证结果也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连锁关系对上市公司的Tobin's Q值有正向影响,说明公司价值能有效地捕捉连锁关系带来的长期增长效应及其作为无形资产和实物期权的经济价值。     

连锁董事与并购目标选择：基于信息传递视角

基于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功能,选取2000年至2012年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均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作为真实并购样本,以配对的方式选取潜在并购样本,通过Probit回归实证检验与并购公司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潜在目标公司是否更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公司,并进一步检验并购公司与潜在目标公司(包括目标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并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并购公司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当并购公司和潜在目标公司(包括目标公司)属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时,或者当并购公司属于非国有企业时,这种关系表现得尤为显著。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功能对于并购公司确定目标公司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     

企业信用内生网络模型及其演化研究

本文考虑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两个部门，通过构建企业内生网络模型研究企业间信用关联内在形成机制及其演化特征。通过对内生网络模型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重现了现实企业系统存在的一些特征：企业信用网络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该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较长的合并周期则能更好地反映企业间信用关系，且随着合并周期变大，网络密度也显著增大；企业资产规模分布具有幂律尾部特征，企业资产增长率随时间演化逐渐呈收敛状，且其概率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     

产权安排、治理机制、政企关系与企业效率——以“科龙”和“美的”为例

本文通过对“科龙”和“美的”两个案例的剖析 ,探讨企业产权安排、政企关系、治理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 ,产权清晰程度和产权的流动性是产权安排的两个方面 ,我国的产权改革主要是循着产权清晰的方向迈进;作为产权安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虽然产权清晰并不能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 ,但却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 ,它通过激励、外部竞争等治理机制对企业效率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又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机制对企业发挥作用的程度 ,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治理机制 ,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无产权保障的治理机制也能在特定条件下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 ,但却不能永久解决;产权安排不同的变迁路径不仅体现了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不同理性行为 ,而且也是管理者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积累差别的产物。因此 ,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优化企业的产权安排将是公有制企业改革的必然出路 ,而这种优化产权安排的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多方利益博弈下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代理行为能否得到有效约束 ,以及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能否得到尊重和确认 ,而管理者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则是这一改革的必要条件。     

R&D投入与产学研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中不同属性的R&D投入之间关系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产学研R&D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资金在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起到了杠杆作用;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对企业R&D支出的杠杆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社会资金参与研发活动的总量较低;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在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起主导作用;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更高,但与大企业相比合作成效不显著;出口导向对合作企业吸收国外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胜任—绩效建模——基于越商代际传承的实证分析

接班人的选择与培养对于家族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胜任—绩效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家族企业接班人胜任能力包括社会网络、政府关系、发现机会、承担风险、资源整合、战略决策、学习创新和科学管理八个因子,其中,前四个因子和后四个因子可以分别归属于管理素质和管理技能两个一级因子;家族企业的继承绩效包括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两个因子,其中,客观绩效包括人才结构、产品技术、品牌形象、市场份额、利润增长和企业规模六个二级因子,而主观绩效主要包括家族满意和员工满意两个二级因子;社会网络、学习创新、政府关系、资源整合等因子对于家族企业的继承绩效具有更显著的相关性关系,而社会网络和政府关系对于企业继承的影响颇具中国特色。     

企业文化与领导风格的协同性实证研究

20世纪末 ,国内外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很大成果。学者们力图将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具体运作紧密结合 ,试图寻求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企业文化模式。就领导行为方面 ,理论界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关于企业文化与领导行为的协同性尤其是它们的协同性对企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企业文化的协同性及这种协同性对企业员工满意度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力进行探讨。     

基于SEM和B-Z反应的集成供应链合作创新机制与动态演化研究——集成供应链关系质量视角

随着供应链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成为企业创造新模式、开拓新市场的重要路径。为揭示在集成供应链环境特征影响下，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中集成供应链集成度、知识协同能力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借鉴B-Z反应模型，在运用SEM模型对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静态机制实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三维Logistic动态分析模型，探索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动态演进机制。结果表明：集成供应链集成度和知识协同能力对集成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集成供应链形成初期，集成度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长期而言，在不同集成供应链关系质量作用下，知识协同能力的作用举足轻重，提高知识协同能力有利于合作创新绩效持续提升。     

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新兴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组织学习在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但了解“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要远远难于“是什么”,并且极少有研究给出实证结果。在转型经济中类似的研究更是缺乏。本文以中国江苏和广东两省的676家新兴企业为被试对象,对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在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绩效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通过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提升组织绩效的瓶颈。     

经济转型与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

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联系 ,其路径体现为:由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中央政府推进转向双轨制下地方政府推进 ,最终过渡到市场推进下的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我国中央—地方关系的死乱循环本质上是经济制度的不稳定状态在政府体制上的一种折射 ,因此应从战略角度出发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完善的市场才能反馈供给并扩大中央—地方关系调整的社会资源总量 ,构筑国家能力提升的战略基础。     

SOCIAL NETWORKS IN THE BOARDROOM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that social networks strongly affect board composition and are detrimental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Ou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lies on a large data set of executives and outside directors of French public firms. This data source is a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set that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directors/CEO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rm employing them. We find a strong and robus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EO's network and that of his directors. Networks of former high‐ranking civil servants are the most active in shaping board composition. Our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takes into account not only firm and directors’ fixed effects but also the matching of firms and director in terms of one observable and one un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 Turning to the direct effects of such network activity, we find that firms in which these networks are most active pay their CEOs more, are less likely to replace a CEO who underperforms, and engage in less value‐creating acquisit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ocial networks are active in the boardroom and have detrimental effects on firms’ governance.     

不同地域文化下网络搜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探讨不同类型的网络搜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不同地域文化下该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网络背景下企业的网络搜寻归结为知识搜寻、关系搜寻和惯例搜寻3种类型;在陕西、江苏和广东三地选择具有较强研发合作强度和深度的典型行业实证调研,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在三地样本中均得到检验,江苏样本的系数最大;陕西和江苏样本中关系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广东样本中仅正向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陕西样本中惯例搜寻被视为破坏现有合作关系、不利于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其余两地的样本均验证了惯例搜寻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