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与企业创新

政府支出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作为一项“管理型”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及加强政府治理能力。那么，政府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是否会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在政府科技支出绩效评价覆盖率较高的地区，企业创新产出更多。这一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创新中都存在，但在不同企业中存在差异。在更容易受到政府激励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所在地技术市场交易规模较小的企业）和更容易被政府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中，绩效评价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政府支出绩效评价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吸引地区和企业进行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要素投入，从而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政府支出压力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新支持作用有一定的启示。     

后发国家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技术能力发展路径、技术能力提升途径以及技术能力提升过程的差异性三个角度研究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发展．以华松和吉利两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发展情况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发展遵循着从技术引进到自主性创新逐步演进的路径,自主研发活动是后发国家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过程因不同产业产品或技术特性等的不同会呈现出差异性。     

技术水平对FDI溢出与引进技术消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比较了不同技术水平下FDI技术溢出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对创新贡献的弹性系数。研究表明,引进技术对创新的贡献大于FDI技术溢出;低技术水平不利于引进技术消化和FDI技术溢出;高技术水平企业FDI技术溢出的效果相对减弱;自主研发是企业最重要的创新模式。     

企业创新的集群驱动

本文吸收和整合了两个理论视角——企业行为理论和组织生态学,深入探讨产业集群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从企业行为理论来看,集群期望为集群企业提供了绩效评估的基准,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从组织生态学来看,集群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会影响集群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从而作用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我们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2002￣2003年的年度数据。结果显示,企业绩效越是低于集群期望,集群企业越有可能采取高强度的研发战略;另外,集群企业的研发强度与集群进入率成倒U型关系,与集群退出率成正相关关系。     

浅论企业管理创新

创新不仅是国家进步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源泉。处于发展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形势面前,现代企业只有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做出创新,才能在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主要探讨企业管理创新现状及提出有效的企业管理创新措施。     

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前沿?——双元性学习的视角

中国企业正在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甚至走到创新前沿,面临从"追赶者"到"领导者"转型的挑战。双元性学习组合了探索与利用两种不同学习的优势,因而成为后发企业突破超越追赶困境的关键机制。本文通过海天集团1994~2015年技术追赶过程的纵向案例分析,发现后发企业由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转型的过程中,双元性学习由"分隔型双元"向"过渡型双元"再向"自洽型双元"演化,同时技术体制多样性提供的技术方向、市场空间多层次性提供的需求支撑,以及企业能力累积性提供的平台基础共同驱动了这一演进过程。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后发企业从追赶到创新前沿转型机制的理解,也从双元性学习视角为后发企业追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     

基于核心-辅助技术匹配的二次创新及其演化路径研究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核心技术与辅助技术匹配的二次创新及其演化模型,详细归纳了后发企业创新演化路径,以解释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成功。通过对中兴通讯案例的编码和归类,本文界定了后发企业核心技术与辅助技术的学习与相关创新。通过对纵向分析,后发企业的创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狭义二次创新阶段,后发企业进行核心技术引进模仿和本地辅助技术的利用型创新,为核心技术适配本地的辅助技术;在后二次创新阶段,后发企业进行辅助技术探索和核心技术利用,跟踪国外新兴核心技术,进行基于辅助技术研发的价值创造型创新;在一次创新阶段,后发企业进行核心技术探索,并进行辅助技术利用以推动核心技术创新。本文归纳了两个理论命题:第一,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的创新是一个核心技术从模仿引进、利用创新到探索创新的演化过程,辅助技术常常先于核心技术进入探索阶段;第二,后发企业核心技术的利用创新驱动了辅助技术探索,核心技术探索创新驱动了辅助技术利用。     

中国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评估——基于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的视角

研发加计扣除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手工搜集2500家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首次采用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大样本考察了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结果显示：（1）企业实际的研发加计扣除率为法定标准的67%，表明企业尚有33%的研发支出未被税务部门认定。（2）上述发现主要源于税法对研发支出的认定口径较窄。高素质税务人员对研发支出的严格审查也是原因之一。但税务部门“放管服”改革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研发被税务部门认定的比例。此外，相较而言，国有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低6.3%；有研发操纵嫌疑的企业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低3.3%；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高18.9%。（3）虽然税务部门未认定企业的全部研发支出，但其认定部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是未认定部分的26倍，表明税务部门具备筛选高质量研发的能力。进一步，税务人员素质越高，这一能力越强，且“放管服”改革在增加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并未损害这一能力。不过，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使得税务部门认定的研发支出质量下降，进而弱化了税务部门的这一能力。在中国着力推动以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政策...     

ESG表现、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以我国2014—2019年上市企业的ESG评级情况和披露的专利申请总量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基于ESG表现在我国的研究逐渐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标准,选取中国商道绿融ESG表现的评级情况进行主变量分析。主要结论：企业ESG表现评级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成果,有效增加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企业外部ESG评级,对其内部的研发支出战略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研究ESG评级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作用;ESG评级表现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投入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由于对国家经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其影响更大。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本文在大量调查问卷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方式层面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品牌、企业家背景、人力资本、行业与地区相关因素,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复杂影响效应,表现在创新活动随着出口比例而发生非线性变化,呈现出"俘获"效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产品更新与升级换代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验证了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差异与特有的人力资本竞争机制,以及它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服务化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而研发创新投入有助于企业产品技术升级与价值链攀升。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研发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创新投入正向调节“服务化-绩效”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悖论拐点约在服务化程度为0.47时出现，但研发创新投入可以延缓服务悖论到来；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服务悖论拐点滞后，但研发创新投入对缓解国有企业服务悖论的效果更佳；通过不含季节性的Holt-Winters加法指数模型预测，短期内中国不会出现服务悖论。研究成果揭示了服务化与研发创新投入是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拓宽并丰富了提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研究视角。     

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矫正R&D活动市场失灵的通行做法。本文全面梳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将发达国家创新政策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综合支持型”三种模式，并对三种模式的主要政策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间接政策工具，而政府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直接政策工具，综合支持型模式因为强调市场机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基本和市场主导型类似，其区别在于该模式下的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直接的财政资助，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也更为全面到位；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较少直接干预企业科技创新，而是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为企业科技创新制定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深度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产业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产学研专项等引导企业科技创新；综合支持型模式在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实现较好的平衡。     

开放式创新网络中的价值独占机制:打开“开放性”和“与狼共舞”悖论

技术和市场能力相对落后的后发企业在构建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两个悖论:权衡开放度(Openness)来获取知识的同时避免知识外泄这一"开放性"悖论;必须与国际领先企业建立连带以获取知识且避免被其破坏自身价值获取的"与狼共舞"悖论。为了解决这两个悖论,本文基于归纳式的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后发企业从开放式创新网络中价值独占"的理论框架。本文发现,探索式创新网络战略主要通过主导范式设计与因果模糊机制作用于国内市场的价值独占,利用式创新网络战略主要通过因果模糊机制与互补性资产机制作用于国际市场的价值独占。这些结论对开放式创新理论和后发企业追赶理论均有一定贡献,也对中国后发企业有一定启示意义。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中东部地区81家企业数据为样本,验证人力资本投资,信息技术的引入以及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这几个因素是否同样会影响制造企业的服务创新。发现样本中有1/3的企业在2011年进行过服务创新的活动,实证结果显示上述3个因素都与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正相关,但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企业的服务、产品和流程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不同的研发投入规模、资产结构以及技术水平企业在服务创新的绩效上也存在一定的落差。     

创新生态系统技术依存结构对企业集成创新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

由分析技术依存结构对企业集成创新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发现在集成创新生态系统技术依存结构中,企业外部零组件、互补配套技术2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体系,对本企业集成技术创新产生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影响:外部零组件技术开发难度越大,越能增强集成创新技术领先者的研发竞争优势;外部互补配套技术开发难度越大,越能降低集成创新技术领先者的研发竞争优势;随着零组件与集成创新技术不确定性减弱,集成创新企业自主开发零组件技术比重越高,越能增强其研发竞争优势。     

区域知识管理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域创新组织知识交互的视角,以知识吸收、知识合作和知识扩散为分析变量,选取我国2001 ～ 201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区域知识管理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以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为指标的区域知识吸收以及高校、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区域知识合作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为指标的区域知识扩散也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表明应强化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提高技术利用效率.技术市场的成交额对区域创新能力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应提高技术市场技术交易的质量,提升技术市场服务于区域创新的作用.     

中国企业创新

<正> 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的新挑战 综观21世纪初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创新将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新挑战。 1.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企业创新的挑战 知识经济问题是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生成的结构-行为路径研究

从中国背景下集群企业的规模、内外部连接关系等结构因素,以及集群企业探索式、利用式学习行为角度,研究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结构和行为来源。将集群中的企业分为领导型和跟随型,研究这2类企业建立的集群内外部连接关系,以及集群企业的探索式、利用式学习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揭示集群企业的不同连接关系与学习行为在生成创新绩效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以南京市六合化工产业集群的236家企业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分类检验和比较。研究发现,集群企业的内外部连接关系是探索式、利用式学习行为的结构基础,并通过探索式、利用式学习行为影响其创新绩效;领导型企业通过双重学习提升创新绩效,跟随型企业则侧重于利用式学习来提升增量创新绩效;2类企业创新绩效生成的路径存在差异,集群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依赖于二者对结构、学习行为和创新的协同作用。     

研发模式、纵向一体化与自主品牌导入期的创新绩效

研发和生产都是企业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已有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在考虑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时多将这两个环节割裂开，这影响对创新绩效关键环节的甄别。为克服这一不足，以中国乘用车产业为例，分析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回顾已有研究，建立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性研究框架。利用1998年至2007年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泊松模型和随机前沿方法，检验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价值这两种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两类产出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外包两种研发模式对企业的专利开发均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技术外包会显著提高企业新产品生产的技术效率，从而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价值；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的专利数量存在倒U形关系，与新产品价值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乘用车自主品牌企业需要协调和匹配研发与生产活动，才能使研发投入转化为有效的创新绩效。 研究结果是对创新绩效已有研究的补充，并对乘用车自主品牌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研发模式和纵向一体化对企业两种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说明同时考虑研发和生产环节以及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度量的必要性，而聚焦于特定产业的研究避免了传统跨产业研究中忽视不同产业异质性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指导产业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帮助自主品牌企业提升他们的创新绩效，政府的自主品牌扶持政策在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传统的制造技术，企业本身也应当将更多的资源从高速的新产品开发投入到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生产管理能力提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