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市场潜力视角的分析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但是系统考察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比较匮乏。本文在一个引入市场化与不完全契约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从市场潜力角度考察了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潜力扩大会提高长期增长率,市场化改革则通过扩大市场潜力对增长率的正影响,而促进长期增长。在此基础上,基于1999~2009年间中国省份38个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发现这一结论显著成立;在控制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禀赋、FDI、市场竞争、多样化与专业化及变量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显著。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石出上就金融的内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并就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传导机制的特点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意义。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研究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许多实证支持。部分对我国农村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式及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通过引入金融行业的信用放大机制,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刻画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资本投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在稳态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在非稳态经济增长中,只有保持适度的增量资本投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才具有推动作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力图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叫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体系。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提升中部．使全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进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崛起的重大战略。本文力图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内容和主要模型进行概括。借鉴其理论精华,以对中部崛起有所借鉴,并提出政策启示。     

人口迁移、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在内生人口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口迁移变量,将劳动力结构内生化,探讨人口迁移是如何通过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次,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2001～2015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迁移通过改变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在数量上,改善了地区之间劳动力供需量上存在的不匹配问题;在质量上,重塑了中国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使得各地区劳动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13夏季报告③ 变与不变:中国进入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

中国经济正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增长动力转换之间,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原有平衡被打破,亟需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并有效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等变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此本文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并将二氧化碳作为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得稳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二氧化碳增长速度，分析了稳态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双重目标的条件，证明人力资本可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等方法研究了稳态时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随后本文考察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后内生增长模型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笔者分别通过相位图、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系统的动态过程，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物流策略与中国物流业的发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是物流业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物流业,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世界顶级跨国公司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如果我们能够从它们的成功中吸取经验并应用于实践,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间的关系是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和方向,二者的关系如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首次在经济增长收敛回归框架下,使用跨地区面板数据,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以及由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变可能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波动对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轻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各地区波动对增长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文章最后还对经验研究的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1954￣1975年、1976￣2004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1954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1976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25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2002年,中国又提出了在20年里使GDP再翻两番的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本文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增长速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本文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而政府过去的结构调整政策效果有限。因此,本文建议政府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从过去的增长为中心的结构政策转向以转移支付为中心的结构政策。     

合作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面向农村的合作金融在世界各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9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快速增长的突出成就。从国际经验来看 ,合作金融事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体现了合作金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 ,各国合作金融起源和成长于互不相同的具体经济环境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 ,各国的合作金融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具体模式 ,合作金融机构本身也随时间和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当前中国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事业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本文以下首先综合考察合作金融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并概括主要发展经验 ,然后结合中国情况探讨近期内应当着重考虑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寻求我国GDP对FDI的最优依存度与FDI最优规模——基于1980~003年我国GDP与FDI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研究

我国FDI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究的问题,FDI与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已是普遍的结论。然而,本质上FDI与GDP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略去非线性关系,用线性模型还不能深刻揭示FDI对GDP增长的作用。本文应用韩得瑞(Hendry)倡导的“一般到特殊”方法建立了我国GDP—FDI非线性动力系统(CG-FNLDS)模型,其表明,我国GDP与FDI是相互推动的,但由于FDI内部发生阻塞现象,FDI具有增长极限。CG-FNLDS相图中具有一个稳定的结点吸引子,FDI最优规模为1116亿美元,最优的FDI/GDP值为2.95%,因而,目前进入我国的FDI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难以超过GDP速度增长,CG-FNLDS向结点运动过程正是其自我调节过程。进一步对CG-FNLDS进行最优控制时,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长远上我国还是要趁早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我国GDP自主增长后劲。     

中国国情分析框架:五大资本及动态变化(1980-2003)

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的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提出新的基于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界定了五大资本和总资本及计算方法,以此定量计算和分析了中国1980￣2003年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总量快速增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由于五大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导致总资本大幅度跃升;国际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总资本的提升做出最大贡献。五大资本变动揭示中国大发展背后持续增强的多重驱动力,中国进一步的成功发展,需要继续实施加速积累和有效利用各类资本的综合战略。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

本文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