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实现路径研究——以何斯路村的实践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道德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仍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弱化了道德的控制作用、治理主体伦理素养不高、现有的乡村治理实践尚未对德治表现出充分的重视等。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创造了一种系统性、全面性、有针对性的乡村德治模式,为其他乡村推进道德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体而言,即发展乡村产业,奠定道德治理物质基础;转化和创新发展乡村传统文化;设计完善的道德治理制度规则;构建道德奖励机制,强化道德行为;恢复道德的评价功能;提升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     

家族主导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根据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状况的基本判断,我国企业存在三类治理模式: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家族主导型治理模式和法人主导型治理模式.家族主导型治理模式在促进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值得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借鉴.     

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探析

由于学科范畴与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同,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差异在于:二者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以及契约内涵等方面异质性明显。共性在于:从契约的意义上说,二者都是综合性契约;就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来看,二者都是不完全契约;从运行规则上说,二者都强调契约的规范意义;从治理方式来看,二者都致力于协同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协同性。分析乡村契约治理与企业契约治理的异同,有助于明晰乡村契约的不完全性。     

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企业治理机制的好坏以及治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这些家族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增加政府税收、吸纳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发展中却面临着如产权模糊,股权结构不合理,家族企业公司内部制约机制软化,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研究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对于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发展中,应该明确产权的分配,避免家族企业之间的纠纷,规范内部制约机制,避免人才资源流失的危机。     

基于企业产权关系的权变公司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公司治理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由于不同企业的条件状况不一样,其公司治理不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模式,而应当实行权变的公司治理策略.对公司治理模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企业的产权关系,因为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企业产权关系的反映和保障.企业的产权关系不同,公司治理也有相应的不同类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立足于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权关系分析.探讨公司治理的不同类型以及影响企业对其选择的主要因素,最终形成权变公司治理模式,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力图为现实的企业实践和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与治理结构演进

以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基础,分析了两种不同周期模式下企业的发展路径,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首先在对企业资源、市场及人力需求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后,总结出符合一般特性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演进过程,对于中国现有家族企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此外,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差异,强调必须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延长企业寿命,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数字时代下对数字治理的探索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数字治理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认识。数字治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治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以及对数字融合空间进行治理。数字治理的意义在于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数字治理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数字治理的实施,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数字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以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的效率。     

论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成因

乡村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和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内外,阻碍了我国乡村治理之路的发展,本文通过阐述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进一步揭示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以期为乡村治理改革提供新的路径。     

“权势精英”乡村治理结构研究——以凯里市A村为例

<正>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开始多元分化和多向重组。此时,村民之间在经济状况、文化程度、意识形态各方面开始发生分化。这一正在发生的变化,使乡村治理嵌入了许多新的变量,这势必影响乡村治理的结构及运行过程,从而导致了同质性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同时衍生出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精英治理。     

海峡两岸基层生态治理策略研究——以闽台乡村生态建设为例

台湾在乡村生态建设政策方面具备强劲的优势,且经验丰富;福建新近提出"生态省"发展战略,但不论是生态建设程度,还有生态治理模式的综合性都较为落后,也难免存在错漏之处。对比闽台乡村生态建设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合理的生态治理模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法律为规制,社区为建设点,多方组织参与,生态产业发展为力量,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乡村综合一体化治理模式,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乡村生态建设。     

Shifts in modes of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Brazilian oil secto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hifts in modes of governance in the Brazilian oil sector over a 60-year period. On the basis of Driessen et al.'s (2012) framework, we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se shif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hanges in modes of governance were driven by regulation and mostly associated with shifts in both 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features but that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of prioritising economic outcomes remained unaffected.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 that a cent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remained in place over time and co-existed in different modes of governance. Petrobras was the backbone of this structure and instrumental in empowering and disempowering non-state actors. This article stresses that a mode of governance furthe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promote interactions of large numbers of actors and may requir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etrobras to encourage rationales that support improvement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omains.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识别与选择研究

企业契约分为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按其强度可分为9种模式。本研究按误差逆传播多层前馈方法构建的25-13-3型BP神经网络模型,能有效地识别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由此可推知,成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家族企业通常会分别选择弱显强隐、中显中隐和强显强隐的契约治理模式。而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分类分析表明,强显强隐是家族企业最有效率的契约治理模式。     

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探析

境外企业如何治理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中遇到的一个新的课题。境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跨国经营能否取得成功以及全球化战略是否能得以实现。本文从在华三资企业以及中国企业集团境外企业的治理角度出发,阐述了境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内涵、绩效,对在华三资企业和中国企业集团境外企业这二种类型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并对如何建立境外企业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From Fragmentation to Comprehensiveness in Network Governance

Public networks are increasingly implemented at different government levels and across policy areas to increase coordination of services, decision-making and services delivery. Network governance is one promis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networks have been studi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However, the literature on network governance is still fragmented, sectorial and issues-based.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ccumulate knowledge is missing.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we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dings in the field. The framework includes four building blocks that reflect the main issues debated in literature: the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a mode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e 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e dimensions of meta-governance and the outcome evaluation. The framework would support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who deal with network governance in different policy domain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proposed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公司内部控制权的配置状态、寻租主体及治理机制分析

文章深入分析了作为公司治理效率基础的内部控制权配置,不仅考虑到了股东的投票权及其顺延的控制权特征,还注意到了人力资本带来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上总体考察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控制权配置状态及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依据董事会层面控制状态的不同,分类剖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寻租主体和重要的治理机制,以期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状况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做较深入的诠释,为我国公司控制权配置提供一些启示。     

国际经验与企业实践——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

本文从公司治理这一国际性前沿课题的核心入手,论述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更要培育科学运作的公司治理机制。面对各国、地区、组织制定公司治理原则的热潮,在分析世界各国、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企业进入公司治理改革新阶段的时候,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定与公司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的观点。文章最后分析了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介绍了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研究课题组”研究完成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内容、特点和创新之处。     

中小企业债权治理评价与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债权治理处于公司治理体系的内核,债权治理评价是公司治理系列评价的重要受体。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债权治理评价指数,并籍此从偿债能力、债务融资、资产期限、债务期限四个纬度对205家中小上市公司样本的治理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并从不同企业特征因素的视角,对债权治理状况进行分组研究。同时,匹配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体系,对两类指数进行综合相关性和回归研究。结果显示债权治理总体状况偏低,不同所有制下有较大差异,债权治理与公司成长性呈倒U型关系。高偿债、低债务融资均不利于公司成长,债务期限和资产期限结构的不平衡使其对成长性影响不显著。公司规模、公司质量和实际所得税率是影响债权治理水平和公司成长性的重要特征因素。     

不同成长阶段下中小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行为符合西方成熟国家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即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随着中小企业生命成长阶段的不同,其呈现周期变化趋势.同时,发现中小企业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的渠道多种多样,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必定有不同的来源.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     

转型中的电信企业商业模式重构探索——以湖北电信商业模式再造实践为例

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已成为全球电信业的共识.商业模式再造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是电信企业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本文在分析电信企业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了电信企业商业模式的模型,并以湖北电信商业模式再造实践为例,对转型中的电信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分类评价,对商业模式关键因素的影响权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号码百事通业务新的商业模式应用进行了印证,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双边努力情形下电子商务平台质量保证策略研究

质量保证策略是提高电子商务平台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在考虑供应商和电商企业双边质量保证努力以及商品质量对需求函数的影响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平台型、自营型和综合型三种不同类型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下商品的质量保证策略选择的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三种运营模式下电商与供应商的最优质量努力水平和商品的最优质量，发现在忽略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异质性要求情形下，综合型模式优于自营型和平台型两种模式，平台型模式下电商企业的最优质量努力水平低于自营型模式，供应商的最优质量努力水平高于自营型模式，当供应商质量努力影响需求函数的作用系数比电商企业作用系数达到相应的阈值倍数，平台型模式优于自营型模式，且平台型模式下商品的最优质量高于自营型模式。最后比较分析了三种运营模式内部存在竞争情形，得出供应商的质量努力的影响系数大于电商企业且供应商的单归属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平台型模式优于综合型模式，综合型模式优于自营型模式，内部竞争有利于平台型模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