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从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及股利信息内涵两个方面分析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在分析股利宣告的市场反应时采用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方法 ,在分析股利的信息内涵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统计方法 ,按照分配与不分配、分配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进行分组 ,检验股利政策与当期收益以及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 ,在我国股市中存在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 ,不同股利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 ,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好于不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 ,但不同的股利类型对未来盈利的预期没有差别 ,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政策选择上存在随意性 ,没有通过不同的股利政策传递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调查研究分析

本文调查了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股利支付水平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股利分配动因.2006年5月和8月,我们对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82家上市公司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两期培训班60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问卷调查,累计收回有效问卷123份.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决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时,首先考虑公司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和持续经营现金净流入量;股票股利高低主要受公司扩张计划、当期每股净利润和未来预期每股净利润的影响;每股资本公积金是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首要影响因素;支付现金股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期和以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部分CFO同意公司应设立现金股利目标支付率并逐步调整至目标支付率,反对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支持"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大股东陶空理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分别对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为股东财富效应理论提供了充分证据.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两市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股权集中度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国有控股股东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国有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     

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股利变更公告,提供了一个比之前文献利用年报研究股利市场反应更为干净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市场反应。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股利发放变动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并没有信号传递效应;股票股利发放只是传递了关于公司当期净利润的信息,并没有传递关于公司未来盈余的信息。具体来说,市场对现金股利变更的反应不及对股票股利变更的反应敏感;同时发现,现金股利的变更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而股票股利的变更则参考了当期净利润的表现。     

后MBO上市公司进行高现金分红了吗

后MBO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象是公司股利政策和MBo研究的一个交叉点.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后MBO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家数占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都高于上市公司总体.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平均也高于总体.后MBO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累积、资产规模等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发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MBO会导致公司高现金分红或称"恶性分红"的命题,认为MBO公司一直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息分配,并未因股权变更而改变股利政策.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类公司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股利政策、盈余持续性与信号显示

本文基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股利类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大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中派发了现金股利的公司其盈余持续性要强于未派发股利的公司,而且在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上也表现出更强的增长能力.但在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中.股利支付率的大小与盈余持续性强弱并不成简单的线性关系,股利支付率高的公司在盈余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盈余持续性.最后,大股东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并未显著影响到盈余的持续性.由此,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成为以持续性衡量的盈余质量或未来盈利能力的附加信号.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     

Power,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organization, control, leadership, etc., all seem to be just so many euphemisms for power, and this suggests a discourse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at calls things by their proper name. This paper on the contrary stresses the need to resolve the concept of ‘power’ itself into more differentiated notions, and proposes that clarification may be derived from distinctions once explicit in the vocabul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but lost in 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 It argues that nothing but confusion in thinking about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legitimation can result from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the phenomena this vocabulary identifies and distinguishes are irreducibly different.     

A new lease for life? The return of vitalism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concept of concern, lived experience or “inhabiting” as part of the so-called “affective turn”. My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notion of concern cannot be thought or understood without the concept of life. The concept of life, however, is somewhat of a taboo topic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 hold, nevertheless, that in order to reflect on their assumptions and to define concern for their own studies, scholars need to think about life and make a choice regarding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hat can be taken. I therefore present and compare four vitalist approaches: romanticism and Lebensphilosophie, vitalism as ethos and pathos, neuroecosociality as well as vitalism as be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