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效率悖论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自创立以来，其理性原则逐渐为各国政府所吸收、贯彻，成为公共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同时，官僚制的固有局限性和非理性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显现。本文对官僚制的效率悖论和民主悖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正确地看待这些悖论问题，重点把握其理性精神。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官僚制理论以克服其悖论缺陷。     

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3~2008年我国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应用模型分析了其外商R&D投资企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研发资本三要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的投入和产出均逐年递增,但技术效率并不是递增的,现阶段上述三要素的提高与其R&D国际化技术效率之间并非正相关。研究提示电子通讯企业必须强化自身的技术能力与技术基础,外资引进应由"量"向"质"转变。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随机边界分析方法,计算了我国11家煤炭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建立了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以煤炭上市公司2001~2006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煤炭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     

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

本文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思维和网络效应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采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属于技术进步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特征,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其中网络效应的临界规模为41.43%的网民人口比例。运用研究结论,本文还对"索洛悖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索洛忽视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从而给出了"计算机对生产率无效"的误判。本文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建设普惠互联网"、"加快产业层面‘互联网+’战略的落地"以及"加强互联网时代产业规制创新"等政策建议。     

官僚制的效率悖论及现实思考

在20世纪,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引领了整个工业时代的高效率,但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官僚制所产生的效率悖论使它成了低效率的代名词,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本文结合现实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     

中国证券市场“效率悖论”求解——兼论MM定理和中国股市总市值的修正

基于一个国企改制模型 ,本文探讨了“同股不同权”的改制思路影响一、二级市场流通股价的内在机理;采用全新的不可能四边形研究了这一核心的制度安排在效率兼顾上的两难处境 ,同时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效率悖论”。在揭示了“同股不同权”的三层含义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后 ,本文对“投资者悖论”作了阐释 ,并对“管理层悖论”和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作了合理的分析。本文还重新表述了适合我国实际的MM定理;最后指出了我国股市总市值方法论上的缺陷和修正办法 ,并根据修正后的结果客观地评价了我国股市发展规模情况。     

开放式创新网络中的价值独占机制:打开“开放性”和“与狼共舞”悖论

技术和市场能力相对落后的后发企业在构建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两个悖论:权衡开放度(Openness)来获取知识的同时避免知识外泄这一"开放性"悖论;必须与国际领先企业建立连带以获取知识且避免被其破坏自身价值获取的"与狼共舞"悖论。为了解决这两个悖论,本文基于归纳式的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后发企业从开放式创新网络中价值独占"的理论框架。本文发现,探索式创新网络战略主要通过主导范式设计与因果模糊机制作用于国内市场的价值独占,利用式创新网络战略主要通过因果模糊机制与互补性资产机制作用于国际市场的价值独占。这些结论对开放式创新理论和后发企业追赶理论均有一定贡献,也对中国后发企业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     

基于投入距离函数的单要素技术效率测量方法研究

在生产中，由于企业并未掌握关于生产技术的完全信息，因此可能导致不同生产要素具有不同的技术效率水平。而传统的"径向"技术效率测量方法并不能识别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效率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分别提出了基于利润函数和方向距离函数的测量方法。但利润函数的估计需要用到难以收集的价格数据；估计方向距离函数需要事先设定投入要素缩减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对于研究者是未知的。基于投入距离函数，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可以测量单要素技术效率的框架，且无需价格数据和事先设定"方向"。文章采用贝叶斯方法分两步估计该模型：首先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其次在模型参数估计值给定的基础上再估计单个要素的技术效率水平。蒙特卡洛模拟分析发现，与直接估计各要素的技术效率的方法相比，这种"两步法"可以更快的实现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过程的收敛，并能够较为精确的估计各要素的技术效率水平。之后将该方法应用于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的数据，估计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效率水平。结果显示，企业在利用资本中几乎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并且企业间的资本技术效率水平无明显差异。企业技术效率损失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利用不足，且企业间劳动力技术效率水平差异较大。平均而言，劳动力的技术效率水平为77%，即在保持产出和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使劳动力的投入下降23%。这个例子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识别生产中导致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助于找到提升生产效率的解决方案。     

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

由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存在的回报效应,使得衡量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变得复杂。本文以35个工业行业为样本,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方法分解广义技术进步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部分,然后采用面板技术估算了这3个部分对能源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低些,但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技术效率的作用慢慢减弱。     

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准公共品性质、内生性和效率问题,基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模型,采用中国2002~2010年30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非径向非角度动态DEA方法以及松弛量分解,实证检验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基础设施行业供给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产出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与其他私有部门具有产出和就业互补性,但资本效应不确定。为控制模型内生性,本文加入清代驿站工具变量,发现基础设施行业完全供给效应大于直接供给效应。从基础设施细分行业来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并不显著。基础设施供给效应不仅取决于自身行业效率;还取决于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供给效率。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物衡量的行业效率较高,而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则存在资本产出的高估偏差。技术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无效是造成供给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工业集聚能改善环境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非线性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284个地级市2003—2010年的数据,在测算出节能减排约束下的工业效率(环境效率)基础上,检验了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空间效应,并试图考察我国工业集聚外部性对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渠道。研究表明:不考虑能源与排放的中国城市工业平均技术效率(0.769)明显高于考虑能源与排放的影响下的工业环境效率(0.558)。从全国来看,在不同工业集聚度下,集聚的规模负外部性(污染效应)、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自净效应)的均衡比较结果,引致了工业集聚和环境效率在维度上的"U"型轨迹关系。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规模负外部性,处于"U"曲线的下降阶段;东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马歇尔和雅各布斯正外部性,接近"U"曲线的上升阶段;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在邻近地域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粘滞性,体现为一种空间趋同效应,本城市对相邻城市的环境冲击更多体现出整体城市结构性特征。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工业空间集聚的"自净效应",同时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政策)的空间相关性,加强跨地区的环境合作。     

领导技术对女性干部领导权威的建构性悖论及其纾解

领导技术与领导权威密不可分,运用领导技术建构良性的权威—服从关系是女性干部实现有效领导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在领导实践过程中,领导技术的广泛应用却建构了女性干部领导权威的三重悖论:领导权威的生产性悖论、领导权威的条件性悖论、领导权威的角色性悖论。悖论逻辑生成的原因在于领导技术对下属与女性干部权力地位梯度性的遮蔽、组织系统领导逻辑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与领导技术的实践差异性、女性性格特质的二重性与社会性别刻板偏见。纾解悖论的有效策略是:进行技术祛蔽,构建下属与女性干部平等的对话空间;推动下属与女性干部行为意义双向互构,实现领导权威意义自洽;矫正自我性格认知观念和社会对女性干部性别认知偏差,促进女性干部角色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研究

本文阐述了公平与效率的含义以及公平与效率的辨证关系,重点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与效率应该有所侧重;在现阶段要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杜会的重要支柱。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考虑到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间普遍存在的替代效应,本文通过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考察我国能源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各分解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及区域内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起出现了退化现象,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较为显著,且有扩大趋势;全要素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密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软技术的贡献甚至已超越了传统科技进步的功效。     

市场化水平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具体影响

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市场化水平和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市场化水平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具体影响。得出分析结果:在我国,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在区域上具有差异性。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水平在不断的拉近,但是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比东部的要低。技术效率有时间性。市场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影响对市场化因素的分解:市场化水平与政府、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的经济比重以及法律制度下的环境对技术效率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技术异质性与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测度方法研究

技术效率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源泉,由于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测度方法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测量方法面临无法处理技术异质性问题,一方面导致估计的技术效率偏大;另一方面无法进行跨区域、行业比较。通过总结当前国内外关于技术效率衡量的方法,将技术异质性纳入技术效率测度框架,并考虑空间交互影响。     

"夹在中间悖论"研究

波特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不可兼容的"夹在中间"理论,其后一些西方战略学家针对性地提出可以兼顾低成本与差异化两种优势的整合竞争战略理论,这两种理论自相矛盾但又同时成立,本文称之为"夹在中间悖论".本文分别研究了"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及其实证依据,界定了"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剖析了"夹在中间悖论"的成因,提出了"夹在中间悖论"的管理策略,初步解决了竞争战略研究中存在的这个理论困境.     

略论政府职能下的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府在作出公共决策时,其长期采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职能定位,脱离了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本文在对公平与效率的重新认识下,提出了几点建立良好的政府职能建议。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信奉金融自由化信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必定存在严重的低经济效率。本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构建Tobit模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全面考察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较为低下且呈现"U型"的演化趋势,而规模效率较高并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特别地,金融结构与经济效率显著相关,股票市场较银行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资源分配政策,将有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