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公司控制主体变更及其溢价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企业并购的证据

控制主体变更将给目标公司带来新的治理能力来源,从人本角度将会改变目标公司的经营轨迹,对目标公司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上述设想,本文沿“控制主体变更—新控制主体—控制主体来源—股权遗留”这一主体变更细节分解思路,详细分析了不同控制主体和遗留股权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并以1996-2019年发生并购的公司为样本对上述理论设想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控制主体变更的目标公司存在显著溢价;利用和放大目标公司的独特性资源优势及提高管理效率是新控制主体掌控公司后提升公司绩效的重要抓手,构成了控制主体变更后实现公司溢价的重要内推机制;内源性和外源性控制主体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原有控制主体的股权遗留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遗留的影响也呈现差异化。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定。本文对拓展并购价值研究、指导中国企业并购实践和提高并购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外资更多地采取并购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以参与国企改制的名义积极并购国有企业。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的对策,其中包括我国外资并购监管的改进、外资并购法律法规的改善和国有资产价值评估的改善。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辨析——基于国有企业员工印象管理动机的考察

鉴于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组织政治知觉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负向关系的结论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表现并不相符,本研究基于389名国企员工样本,以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通过SEM探讨了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些与之不同的研究结论 :一般性政治行为知觉对参与公益活动有显著负向影响;保持沉默静待好处知觉对尽职行为、参与组织活动、参与公益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政治性薪酬和晋升政策知觉对助人行为、建言行为、参与组织活动、参与公益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印象管理动机对尽职行为有完全中介作用,对其他维度OCB有部分中介作用,政治性薪酬和晋升政策知觉可直接正向影响OCB。研究结论表明,受到官僚政治文化和人情社会运作机制的影响,国企员工对组织政治有不同于西方员工的知觉和反应,不同维度的POP对不同维度的OCB有不同影响。     

要素市场发展差异、产权性质与异地并购绩效

以我国上市公司在2003-2009年开展的非关联股权标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本文发现,要素市场发展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异地并购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央企在并购要素市场落后地区企业时,双方要素市场发展差异越大,央企凭借其政治权威获得的政治寻租利益就越大,并购绩效就越高。相反,地方国企在并购要素市场落后地区企业时,目标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越低,双方要素市场发展差异越大,地方国企在并购后重建"支持之手"的政治寻租成本就越大,并购绩效就越低。但另一方面,地方国企并购要素市场更为成熟地区的企业时,双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地方国企摆脱"掠夺之手"的作用就越显著,并购绩效就越高。而民营企业在并购要素市场更为成熟地区企业时,目标方要素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双方差异越大,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置效应及市场摩擦就越大,导致并购绩效越低。     

股东参与治理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股东参与治理所带来的私人收益、特定股权结构的社会收益以及股权集中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的结果表明,当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水平较高、其它治理机制的作用较弱时,股权集中(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较高)可以创造大量的社会收益;反之,股权的集中与分散程度(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较低)对社会收益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股东参与治理及股权结构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雇员激励——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

雇员是企业创造财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雇员激励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雇员激励的影响作用.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高层治理可以提升国企雇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这种效果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股权制衡程度较高以及内部控制较好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单纯的持有股权则无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还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和雇员工作环境,最终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本文不仅对雇员激励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而且对决策高层在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并购的流动性溢价效应分析--以佛山照明为例

在我国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招标定价是关键问题,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出售这种并购行为可能会带来较显著的剩余收益,其并购定价中存在着溢价效应;尤其是流动性资产数量较大的公司,其招标定价将远远高于每股净资产,此种现象被称为"流动性溢价效应".本文以佛山照明1997-2002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研究了这种流动性溢价现象的存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完整的线性并购定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或法人股整体出让的合理定价不能仅仅以市价、净资产、市盈率等财务指标为评价标准,还应考虑正常收益、资产流动性、公司规模及流通股比例等多种因素.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

基于当前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本文深入考察了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对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做得更少但做得更好",即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较低但所选项目的并购绩效较高,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地方政府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会更加显著;并且,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主要是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为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的;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正式推出放大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属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并购视角拓展了有关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研究领域,为市场化力量能否有效制衡政府股东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解答,还为国有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提供了解决方案。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及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评价指数,并据此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总体不高;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政府控股型公司的治理水平最高,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型公司的治理水平要高于国有法人控股型公司,而一般法人控股型及股权分散型公司的治理水平介于前两者之间 , 但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治理水平对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市净率却具有负向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了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     

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粗谈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对国企股权进行改革的声音直指股权问题,股权改革是否是提高国企发展水平的唯一"良药",国资股或私人股多一点少一点并不能决定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好坏,股权并非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因素,真正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是没有为国企的发展构建良好的上层建筑,没有正确处理好国企管理与党的原则及工会运行的关系问题。本文就从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检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2)当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较低时,“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3)在企业家为非党员、不具备从军经历以及非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4)在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董事联结、目标公司选择与并购绩效——基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视角

本文基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视角,检验了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选择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并购方存在董事联结(包括间接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并购的目标公司,当这种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时,以及当目标公司与并购方地处不同区域时,与并购方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当并购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董事联结关系时(与不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相比),并购方获得的短期并购绩效并无显著差异,但获得的长期并购绩效会相对较好;并且当这种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时,以及当目标公司与并购方地处不同区域时,董事联结关系对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这些发现意味着,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大小同时还依赖于联结关系类型、并购双方空间距离,特别地,董事联结关系的正向绩效效应需要在并购后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体现。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202个样本为例,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发展的影响问题。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与审计师的外部评价结果呈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如果属于国有性质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和独立董事比例也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将会对企业成长起到负面作用。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状况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