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考虑第一大股东监管行为选择和股权制衡对第一大股东行为所施加的约束,扩展了La Porta等提出的关于大股东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分析模型。新的模型将大股东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正负作用以及不同股权结构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置于统一框架中,运用数学推理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得出企业股权结构对于公司价值影响的一系列命题。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价值与非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权的集中度和法律环境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程度正相关;在无进一步假设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无确定性的单调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其对第一大股东的有效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现有的众多实证研究结果与上述理论推断的结论基本吻合。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异质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从大股东-机构投资者-经理人的多层面治理视角,基于中国2007~2010年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及其交互作用对两类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电子信息类企业,基金持股对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持股和经理人激励均能正向促进两类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地,基金持股与经理人激励对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基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的交互则负向影响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研究

控制权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逐渐转变为流通股,但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仍具有优势掌握控制权。本文以2005年深、沪两市116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10指数)、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指出若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则治理的效果更差。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结构与分布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和成长能力的分析

本文以2000—2007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的构成与分布状况、大股东控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成长能力与投资行为的关系三个方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主要结论是：（1）上市公司不同年度的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维持投资水平的比重较小,而增量投资水平占据主体。（2）大股东的性质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而国家股和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大。（3）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就越能够通过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增量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成长能力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中成长性公司和高成长性公司的平均投资水平要高于低成长性公司,反映了这些公司具有较高的投资机会。最后．本文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考虑到我国普遍存在大股东集中持股的客观现实,基于大股东"掏空"动机,区分大股东间"监督"与"合谋"两种不同关系,本文构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理论模型,并结合该模型的理论涵义推演出研究假设.以1999-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都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此外,当公司的终极控制为国有性质的时候,内部董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更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则更少.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理论预期.表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能够揭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同时印证了模型构建的正确性.     

我国公司A+H交叉上市的溢出效应分析

交叉上市对一国国内市场和国内公司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公司以A H方式交叉上市对A股市场的影响,揭示了我国交叉上市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A H交叉上市对A股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金分流效应(市场扩容)的负面影响上,分散风险效应等正面影响尚未有效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层在推出海外上市公司回国交叉上市的鼓励政策时,至少在短期内必须考虑内地市场对扩容的承受能力.     

原产国效应与原产地效应的实证研究--中韩比较

本研究在国际营销研究领域里比较广泛探讨的原产国效应(Country of Origin Effect)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消费者在评价国内外品牌时所产生的原产地效应(Region of Origin Effect)问题.根据韩国/中国和上海/沈阳的原产国和原产地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消费者评价韩国或中国产品时不受原产国效应的影响,但却受到原产地效应影响,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也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股利变更公告,提供了一个比之前文献利用年报研究股利市场反应更为干净的方法,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市场反应。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各种股利发放变动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并没有信号传递效应;股票股利发放只是传递了关于公司当期净利润的信息,并没有传递关于公司未来盈余的信息。具体来说,市场对现金股利变更的反应不及对股票股利变更的反应敏感;同时发现,现金股利的变更与公司现金流、盈余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而股票股利的变更则参考了当期净利润的表现。     

战略实施与企业绩效:项目管理机制的中介效应

项目管理理论认为,战略可以通过项目管理机制得以实施,但多数文献对项目管理机制在业务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把"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群管理"、"阶段门审查"等项目管理机制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到业务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研究发现,三种项目管理机制都对低成本战略一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项目管理办公室对差异化战略一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从而证实了项目管理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作为战略实施的有效方式.     

信息技术采用对关系治理的影响:投入专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广泛应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已成为供应链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治理越来越重要,制造商和供应商通过联合行动共同应付投入专用性等带来的问题,从而促进双方的合作。文章在分析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探讨信息技术采用对企业间关系治理的影响,以及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投入专用性和信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调研数据,利用基于调节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联合行动过程中,信任的调节作用显著,在事前的联合计划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在后期的联合解决问题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在信息系统采用过程中处理各种资产的专用性投入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和实践上的启示。     

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与终极控制人侵占效应分析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针对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集团治理现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集团治理的各因素对终极控制人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在集团治理条件下,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增加,终极控制人采取具有侵占效应的行为的激励越强.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这一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其中,股权结构中的内部股东集团比例增加会强化侵占效应的激励;董事会结构中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抑制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效应行为.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对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结构加强监管的同时,正确认识外部董事的作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并完善内部机制能够取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心理授权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

信任是组织中强有效的管理工具,组织中的管理者也认识到信任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不确定性的存在,组织中的信任往往不能促使员工绩效和组织产出达到期望值.心理授权不仅能够提高组织中的信任水平,同时还能够加强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即心理授权对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有正的调节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员工绩效和组织产出.本文采用层次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此进行验证,数据分析结果部分支持了提出的假设.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企业集群成本协同管理效应研究

本文旨在突破交易成本理论的约束,应用企业网络理论并结合企业集群协同创造价值的特点,来揭示企业集群上下游的成本协同管理需要考虑的问题.依据所揭示的问题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集群成本协同管理的协同效应假设,应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证实了所提出的假设,得到如下的结论:在企业集群中,成本协同管理的认同度和上游企业的配合程度越高,核心企业的作用越大,集群成本协同管理效应就越大;同时,研究也支持了企业网络理论的协同管理机制可保障增加协同效应.本文对成本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和证实了集群协同成本管理的协同效应假说,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者如何利用集群的协同管理来创造企业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情景下网络广告心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一项对563位中国消费者进行的网络广告心理效果的问卷调查,本文对网络广告心理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了反映网络广告心理效果评价的九个因素,将它们与传统广告心理效果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该指标体系中适应能力、媒体运用、时代气息及结构布局四个因素是由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带来的,而其余的购买信息、情感驱动、主题认知、记忆效果、亲和程度五个因素则反映了网络广告作为广告而言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