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流行的观点认为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情感财富分类结合起来,提出仅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中国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转型期制度情境的影响。基于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48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愿望对企业研发强度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家族传承意愿则会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市场化程度会弱化家族控制愿望的负效应,而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家族传承意愿的正效应。上述结果提示不同社会情感财富存在不同影响,同时表明正式制度可以弱化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导向,而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长期导向。这意味着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一方面要引导家族加强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完善,不能过多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私人化扶助。     

企业主集权:边界理论的新观点

与企业主关系亲近会让经理人获得更多授权吗?本文借助边界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逻辑,强调家族涉入管理会影响企业主边界行为策略,进而影响控制权配置行为。基于双样本和两重测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管理与企业主集权程度正相关,而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企业主与经理关系亲近就会向后者更多授权的命题,仅在家族不涉入管理的情况下成立,在家族涉入管理的情况下并不成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管理容易诱导企业主将家长身份与企业家身份一体化,把职业经理也纳入家长式集权管理之下,即使他们与企业主之间建立起泛家族化的亲近关系,也不易获得企业主的更多授权。     

政治联系、银行贷款与公司价值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差异对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银行贷款对企业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影响了银行的放贷决策,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2)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融资便利,构建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制度缺陷的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3)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背负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发挥一定的债务治理作用,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的银行资金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本研究为加深理解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外戚“干政”?姻亲涉入与家族企业代理成本

由血缘与姻缘关系所缔结的家族企业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姻亲与血亲成员被完全等同，假定他们在目标、决策行为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家族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了姻亲代理人假说.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姻亲方成员涉入企业将显著提高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姻亲代理人假说得到验证；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中立的父辈对家族冲突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有助于弱化姻亲成员涉入企业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另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涉入和血亲涉入会产生不同于姻亲涉入的代理成本，不同亲缘关系远近的血亲与姻亲参与治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代理成本；女性家庭地位与公司非家族大股东的制衡将对姻亲涉入所带来的代理成本起到不同的作用.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对家族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不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家族成员必须退出。家族成员退出机制是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实施流程,二是刚性制度环境和柔性文化环境的支持,构建退出机制从这两方面出发,才能使整个机制有效运行。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重视保持管理控制,跨代传递企业领导权是家族企业的根本特征。而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不计划将领导权交给子女的企业主比例超过了计划让子女接班的企业主比例。对上述现象,由于现有研究局限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代际传承的影响,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潜在作用,不足以给出深刻剖析。文章首次将外部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联系起来,提出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而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可以抵御不利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研究采用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命题,结果完全支持假设,揭示出制度环境与家族持续经营意愿的内在逻辑,以及企业家寻求政治地位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