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上市企业交叉持股对公司经营战略的影响分析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关系,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国外的部分学者就将股权结构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国内上市公司起步较晚,规章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代表市场经营未来,研究其股权结构对未来经营和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研究近几年中小企业交叉持股及公司经营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交叉持股对中小企业的几点影响,并进行比较研究。     

股权结构的陷阱

本文研究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环境中,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沪深两市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过去三年的非平衡纵列样本,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非线性的,显示出控股股东监督和隧道效应并存的双重效应;(2)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 ; (3)外资股东对公司绩效有正向效应 ; (4)国有控股公司的效率明显低下。由于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在不同非流通股股价情形下, 导致最差业绩的控股股东持股率,我们称此为股权机 构的陷阱。本文发现,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低效的重要 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果为未来的股 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托宾Q值为被解释变量、股权结构为解释变量,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从电子、化工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中选取14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将其划分为国有和民营两大类后,利用这些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此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为提高公司绩效,国有企业的国有股减持应继续进行;增大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将有利于其提高绩效;适度增大社会法人股对于改善治理结构意义重大;增大流通股比重对于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以宏智科技为例

本文从国家、股权结构与诚信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公司业绩之影响,并对开我国上市公司“双股东大会”先河的宏智科技案例进行分析。本文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基于社会公正的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基于公司效率的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创新性地提出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公正和公司效率的并行与平衡。同时,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无论是通用公司治理还是剩余公司治理,都存在制度的公共领域,都需要呈隐性的制度——诚信来约束参与者在公司治理制度公共领域的行为。通用公司治理、剩余公司治理与诚信三者有机耦合才能有效地规范公司治理行为。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对股权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焦点之一。股权结构指的是一个公司的股份在各股东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由于股东属性的不同而产生的行为方式的差异。股权结构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数量,即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二是属性,即持股股东的性质。本文将从股权结构的两个层面来探讨不同的股权结构安排对公司的绩效会产生的不同影响。     

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业绩——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在目前的公司治理文献中,大部分的高管特征研究一方面仅关注单一的高管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缺乏全面的高管特征分析;另一方面主要围绕因果推断进行研究,缺乏从预测能力出发的系统定量的结论.本文首次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中的Boosting回归树,全面考察了多维度高管特征对公司业绩的预测性.以我国2008年~2016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的多维个人特征是否能预测公司业绩,并进一步分析了对公司业绩预测能力较强的高管个人特征及其预测模式.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在我国公司CEO和董事长的特征对公司业绩的预测能力较弱;2)在众多高管个人特征之中,高管持股比例和年龄对公司业绩的预测能力较强;3)高管持股比例和年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点,与以往的理论较为吻合.本研究不仅利用机器学习方法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对中国的高管特征进行了研究,也为公司高管聘任和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中国内地与香港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比较

不同的股权结构与公司营运绩效是否有所关联是一个重要研究议题,需要力量来控制与降低主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冲突.本文对中国内地与,香港公司法理的股权结构进行了比较.     

我国AB股双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变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46家在上海和深圳同时上市AB股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实行双重上市前1年及其后4年的经营业绩的变化趋势以及股权结构和上市顺序对它的影响.研究表明,双重上市当年及其后4年经营业绩显著下降;股权结构和上市顺序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明显.最后,文章提出了改善AB股公司经营业绩的对策建议.     

政府干预、机构持股与公司业绩

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二元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改革的必然之路,文章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首先从机构持股比例和持股的机构数量两方面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持股机构数目越多,公司绩效越好,而在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一组,得到了相反的结论。然后,创造性地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所持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且,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股改前的。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大股东治理及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研究综述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股东的出现可以解决股东分散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减少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但同时,大股东的出现又带来了另一个代理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股权集中的现状、大股东出现的原因、大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方面,对近年来有关大股东治理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对这一领域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     

控制权、租金保护与组织形式

本文首先扩展了Bennedsen和Wolfenzon的模型,分析了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达到稳定性需要的条件,并发现了在法律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替代治理机制的存在才可能促进该种股权结构实现稳定。然后结合士兰微从建立至今12年股权结构演变的深度案例证明了适当的替代治理机制可以使得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达到稳定的状态这一结论 ;但是,这种机制的选择也受到我国的制度背景和法律环境的影响。     

Is Cash Dividend Policy a Tool for Tunneling or Masking Expropri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行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Pre‐Going Priv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Going private transactions are often highly leveraged, and give rise to potential agency conflicts among existing shareholders. But who exactly are those shareholders, and under what legal conditions are these transactions more likely to occur? We examine ownership structure prior to going private transactions in 33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2002 to 2014. The data indicate strong and consistent evidence that pre‐going private owner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institutional and corporate ownership. Family ownership lowers the probability of a public to private transaction. Stronger creditor rights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going private, particularly for whole company and institutional buyouts.     

品牌需求价格弹性与市场份额的关系——对国内彩电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log-log市场反应函数,对国内彩电行业中品牌市场份额对品牌价格弹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彩电品牌市场份额对其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一结论明显区别于国外实证研究的结果,其原由反映了转型过程中国内彩电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的结果及原因分析,对中国彩电企业的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Information in Tender Offers With a Large Shareholder

We study takeovers of firms whos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a mixture of minority block‐holders and small shareholders. We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ispersed private information on the side of small shareholders an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shareholder can facilitate profitable takeovers. Furthermore, our analysis implies that even if some model of takeovers predicts a profit for the raider, for example, due to private benefits, the profit will be underestimated unless the large shareholder and the dispersion of information among the small shareholders are modeled.     

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所有制结构及职工参与问题研究

运用改制企业及其职工问卷调查资料 ,本文研究表明:(1)县以上政府出于财政目标的需要 ,鼓励并主导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 ,改革具有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 ,而并非完全像过去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 ,改革完全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结论;(2)地方 (社区 )政府、改制企业的原经营者、企业职工及社区全体居民在改革后具体企业产权模式的选择上 ,具有明显的鹰—鸽博弈特征 ,地方社区政府、改制企业的原经营者之间的博弈结果是改革后具体企业产权模式的选择的主要的决定力量。乡镇政府和企业经理共同控制了乡镇企业的改制 ,普通职工只有被动的参与权;(3)乡镇政府和原企业经理均无选择股份合作制的动力;(4)企业职工对于是否持股并不十分积极、其能否持股取决于多种因素;(5)职工对改制企业在激励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肯定;(6)股权结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不明显 ,它表明所有权结构只是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要条件 ,它也不是改革最终走向“经营者持大股"的逻辑原因;(7)企业改制、特别是经营者持大股企业对就业、企业长期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改制推进了企业经营水平、市场竞争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