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与去行政化：我国社区管理主体的变迁

一种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主体定位和职能划分的不同,决定了体制中各个主体间关系的不同,而主体间的不同关系是不同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区别。     

浅谈现代律师制度功能

现代律师制度在于实现社会对国家权力的低成本监督。该项功能的发挥只可能存在于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带来的守法精神之上。中国律师制度在建设上不能背离以上的认识。     

解决公共治理失灵须政府还权与社会承权并行

正一方面,政府要还权力。政府哪些权力应还给社会的参照标准包括权力影响客体、主体擅长领域、结果导向、核心职能等。权力影响客体是指与决策息息相关的主体,应该参与到决策中;主体擅长领域是指凡政府在公共领域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都要交给社会;结果导向是指以公共治理效果好坏作为判别     

权力向上,治理向下:关于整体性治理的一种视角

正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取向,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个职能体现了权力向上、治理向下的整体性治理思想。这样的政府职能规定对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和权力也做了划分,而且不同的职能在权力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在治理主体上是自下而上的。决定国家公共资源和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     

从权力内部的矛盾因素看权力制衡

权力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其作用来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同时又是导致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从其内涵来看，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内在善与恶等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权力的特殊和复杂性．决定了对于权力的行使必须进行制衡，而其内部的矛盾因素则是权力制衡的重要依据。     

权力配置改革是发展转型的关键

权力配置改革,既是权力结构与权力形成及运行机制改革,也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以公共组织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组织保证是公共组织的品质或质量,而公共组织的品质或质量是靠"权力结构"的"公     

领导权力:一个法律心理学的分析框架

领导权力具有管理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三重属性,其实质是法律心理社会化。在法律心理学视域下,领导权力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增加社会距离、激活趋近系统、诱发控制错觉三个方面。社会距离使领导者容易对他人产生刻板印象或偏见,激活趋近系统则会使领导者更关注奖酬目标而低估或忽视风险的存在,控制错觉常使领导者高估自己的价值、能力而导致决策失误。从外在特性来看,领导权力心理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双刃性、强制性、主体间性、用益性等特点,暗含了领导权力扩张和领导权力滥用的条件。因此,对领导权力加以规制具有正当性。领导权力的规制路径有:贯彻落实领导权力观,以法律制度规范领导权力,以伦理道德规训领导权力,使领导权力的行使既有合法性依据,又有以伦理道义为基础的合理性支撑。     

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立论 村庄政治是理解乡村社会政治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则是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所谓村庄权力结构,是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对中国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曾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协商民主的历史嬗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发展,协商民主总体发展逐渐呈现出广泛多层的重要特征。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我国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到社会协商、从精英协商到大众协商、从权力协商到权利协商、从咨询协商到决策协商四个积极嬗变上,即协商民主社会色彩日渐浓烈、人民群众成为协商民主重要主体、协商民主主体间平等化成为现实、协商民主决策功能进一步增强。     

不同农超对接模式下的渠道权力分析

本文分析不同农超对接模式下的各参与主体的渠道权力,主要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的影响来进行阐述。     

正和博弈:网络语境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

权利与权力自产生以来,一直处于相互依存和彼此博弈的状态.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政府和公民作为最重要的两方博弈参与主体,往往用二元对立思维来对待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使二者走向了此消彼长、畸轻畸重的零和博弈误区.互联网的高度普及加速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网络语境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出现了诸多与现实社会迥异的新型特征.面对虚拟社会中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异化现象,政府和公民顺应时代的潮流,开始在博弈对话中寻求合作共赢,引发了关于构建网络语境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思考.     

单位主权力与微权力的博弈关系及调控方略

<正>权力体系的庞杂性使得其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多主体和多目标特征,即不同权力阶层基于自我不同的行政目标取向,对于权力运用所应发挥的基本效用往往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行为倾向,这尤其表现在相关政策的推行与落实过程中。主权力掌控者所关注的是组织发展的大方向与宏观战略规划,其权力运用所力求实现的自然也是组织持续、健康发展态势的有效维系;各具体部门作为组织的基本"细胞",所关注的焦点则在于     

构建“隐权力”的规避与转化综合机制研究

"隐权力"作为正式权力系统以外的另一种权力,从古到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方式和危害程度有所差别而已。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隐权力"已经沉淀于传统社会,侵蚀到现代文明。对"隐权力"进行综合治理已成为当今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一、从制度分析视角探讨"隐权力"的产生与存在1."隐权力"与传统制度的共生性首先,"隐权力"衍生于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人情政治中。有秦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制,使     

澄清一种有根据的牵强类比——权力制衡与权力制约区别研究

权力制衡与权力制约由于人们的类比式修辞活动而经常发生联系甚至是被相互混淆,但二者有不一样的特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制衡的特点包括:制衡涉及多个权力、制衡是一种稳定的动态平衡、不同权力之间势均力敌、不同权力相互协调与促进。而权力制约的特点则包括:制约涉及的权力数量不确定、制约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制约既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权力本身、实施制约的个体属性不确定、起制约作用的主体相对弱小。明确权力制衡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既有利于二者理论体系的各自发展,更有利于明确我国有关权力制约的制度应如何完善。     

马克思与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基础理论。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及本质,市民社会的构成、市民社会的运行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显著的发展。分析比较二者的思想,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牧区村庄决策权研究——以新疆和甘肃为例

在广大的西北牧区 ,哪些人决定着村里的大事及村民的价值取向 ?谁在牧区村庄有号召力 ?权力结构是什么样的 ?涉及牧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是如何被通过的 ?新的生产技术是如何引入的 ?这些问题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通过对新疆和甘肃43个县(市 )5800个村中500个村3561位农牧民的访问调查 ,作者认为 ,村庄事务有3种;村庄的权力主体有4个 ,亚主体有10个;四大权力主体对三大事务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村庄治理模式;政府、村官、民间组织、宗族势力、能人精英之间的角色定位及权力发生作用的空间可能会产生竞争和互补效应。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建设

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及其与国家的分立发展,奠定了西方社会产生法治的深层基础。本文通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分析再结合中国的市民社会状况,对中国法治的推进之璐提出一些看法。     

领导者信息权力的运用误区与改进对策

信息权力是领导者诸多管理权力中最为特殊的一种。领导者的信息权力具有主体直接性、来源多样性、影响隐蔽性等基本特征。领导者在运用信息权力的过程中经常会陷入以下误区:信息掌握不全面导致决策失误,个体意识太强盛导致主观臆断,权力依托太单一导致顾此失彼。提升领导者的信息权力,可以通过提升领导者科学分析信息的能力、健全多主体参与协商决策机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信息权力等途径。     

社区化多元共治: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流动人口融入社区进而成为市民是我们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构建社区多元化共治模式成为顺应时代的必然。只有通过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及流动人口个体等社区多元主体以规划政策、承接服务、接纳差异、主动调适等形式共同参与流动人口群体的服务和管理,才能提升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实现群体间的积极良性互动,尽可能实现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     

秘书与法律——公务秘书法律素质的基本要求

公务秘书是我国现行秘书职业队伍的主体，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秘书群体的延续和扩大，其特点是为“公”服务，主要分布于国家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办公部门，直接或间接为各级各类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行使社会公共管理权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