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担保的双障碍期权价值研究

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担保是政府为了吸引国内外财团、公司企业,以及个人等非政府投资主体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其在融投资过程中面临的特许经营、投资回报和环境条件等方面的风险给予保证承诺的一种政府行为.本文基于期权理论分析了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担保的下降敲入上升敲出看跌期权特性,给出了政府担保的定价模型及求解,通过案例分析上下障碍值和执行价格等因素对担保价值的影响.为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担保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论政府或有负债之金融不良资产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我国,金融不良资产的实质是一项政府或有负债,本文主要讨论了金融不良资产这种政府或有负债的形成机制及其化解途径。     

经济下行 、 信用风险反馈和政府隐性救助

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部门、银行和政府间信用风险传导,利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中显性负债和隐性担保项目构建信用风险反馈模型分析银行部门和政府间信用风险反馈,最后结合我国政府对银行救助特点,分析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救助方式与救助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对上市企业部门、银行和政府间风险传导影响显著,风险通过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和政府之间反馈了恶化两部门的信用风险,并且监管宽容会增加政府救助成本。建议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控制汇率波动性、降低监管宽容程度、建立动态系统性风险损失准备金。     

经济下行、信用风险反馈和政府隐性救助

基于资产负债表分析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部门、银行和政府间信用风险传导,利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中显性负债和隐性担保项目构建信用风险反馈模型分析银行部门和政府间信用风险反馈,最后结合我国政府对银行救助特点,分析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救助方式与救助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对上市企业部门、银行和政府间风险传导影响显著,风险通过隐性担保在银行部门和政府之间反馈了恶化两部门的信用风险,并且监管宽容会增加政府救助成本.建议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控制汇率波动性、降低监管宽容程度、建立动态系统性风险损失准备金.     

增强PPP模式下社会资本进入意愿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自此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大力推广。相比于政府一方的热情高涨,社会资本一方仍有所顾虑,加上PPP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很多私人资本无力承担,造成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足。为此必须设计合理机制保障投资收益,共同分担风险,同时利用金融机构和专业咨询机构来增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能力。     

基于实物期权的PPP项目最低收入担保界限研究

PPP项目具有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在PPP项目运营期，需求量风险构成了其主要风险之一。根据风险共担原则，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方应该共同承担这部分风险。而实践中，公共部门往往通过提供收入担保的形式承担PPP项目的需求量风险，存在过度担保的问题。本文通过建立最低收入担保界限和超额收益分享界限的数学模型，运用实物期权方法，得到政府最低收入担保界限。研究结果可为公共部门设置最低收入担保提供借鉴。     

我国BOT投资的法律障碍及立法对策

一、BOT投资模式的引入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投资是指政府采用特许权协议等形式将习惯上由政府投资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交由私有资本或者私有资本参与的项目公司进行融资、建设、经营、收益、维护．并在约定的年限届满后，由投资者将特定项目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的一种系统的投资方式。BOT投资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新型投资方式．适应于基础设施规模化、系统化建设的需要．是政府职能与私人资本结合的产物。一般而言，BOT投资项目集中在通过收费获得收入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或服务项目，     

防范政府投资项目风险

政府投资项目是指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发行国债或地方财政债券,利用外国政府捐赠和国家财政担保的国内外金融组织的贷款等方式独资或合资兴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社会影响广,在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为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防范政府投资项目风险.     

我国BOT方式立法建议

BOT方式是由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的方式将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经营管理等权利授予外国私人投资者,特许期限届满后无偿移交基础设施项目给东道国政府。由于BOT方式涉到多方面当事人及其一系列权利、义务的安排,从而形成复杂的法律关系,应对BOT方式及其相关法律问题深入研究。     

基于看跌期权契约的应急物资采购储备模型

应急物资具有峰值需求量大,需求不确定性强,缺货成本高等特点,这使得政府必须在事前进行一定数量的物资储备。然而,由于应急物资需求的发生概率较低,针对食品药品等一类具有保质期限的物资,一旦在保质期限内需求未发生,则会造成大量的浪费与损失,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虽然传统供应链中的回购契约可使政府将剩余物资回售给供应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成本,但是供应方并没有因承担多余风险而获取到额外收益。基于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看跌期权契约的应急物资采购储备模型,用于解决保质期风险而引发的损失问题,并分析了实现政企供应链协调的机制,探讨了双方实现共赢协调的具体条件。此外,本文进一步表明与回购契约相比,基于看跌期权契约所建立的采购储备模式能够在降低政府成本的同时,合理地补偿供应方因承担多余风险而造成的损失,更好地保障了供应方的利益,达到了政府和供应方双赢的目的。     

债务容量与成长期权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期权博弈方法,探析投资成长期权如何影响公司债务融资决策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综合考虑利率、税率、债息和债务的期限结构这些影响融资和投资的重要因素,构建期权博弈理论模型,确定企业的最优债务容量,并运用数值方法给出了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之间是非线性的"U"形关系的结论。研究表明,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较低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减少;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增加。从而给出了关于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新理论解释。     

基于或有可转换证券的投资和融资决策

通过引入新的融资工具或有可转换证券（CCS）,应用最优控制和最优停时理论、分析基于实物期权视角下的公司最优投融资决策问题,计算了公司各证券价值、有限期破产概率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获得代理成本为零的一个充分条件。数值仿真及静态比较分析表明：CCS作为融资工具能够降低投资项目破产风险和普通债券的收益率差价,能够显著增加实物期权的价值,促使管理者提前投资,且显著降低代理成本。     

风险资本多阶段投资决策分析

分段投资是风险资本投入阶段的基本运作方式。本文假设风险资本以权益资本的形式进行投资,研究风险资本的多阶段投资决策问题。在对风险资本投资的安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超额收益极大化决策目标下的最优投资决定模型,给出了分段投资的序列决策方法。     

信息不对称下逆周期缓冲资本对银行投融资的影响

本文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到包含逆周期缓冲资本的分析框架，应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信号传递理论，建立动态博弈模型，计算证券的风险中性价格，给出银行应用投资水平传递类型信号的单交叉条件，并研究了逆周期缓冲资本对银行投融资决策的影响。数值分析表明：逆周期缓冲资本能显著降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成本，缓解银行投资扭曲程度，提升银行运营稳健性并导致银行提前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只要设计合适的转股率，逆周期缓冲资本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成本。同时，结果进一步表明低成本银行更倾向于发行逆周期缓冲资本。     

基于社会福利的专利研发投资策略评价

专利技术的研发投资策略不仅影响企业价值还会影响消费者剩余,两种影响通常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效应,从而导致专利研发投资决策对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针对旨在通过研发专利技术从而垄断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和消费者剩余模型得到非合作博弈(即专利竞赛)和合作博弈两种模式下的总投资净现值和消费者剩余,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则两企业的研发能力差异越小、专利技术的成长性越好、无风险利率越小、专利产品质量越低时,社会计划者的政策越应有利于合作研发模式;反之,政策越应鼓励竞争.而专利研发投资成本及初始价值会对两种模式下的社会福利差异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政策的倾向性不确定.     

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融资分析

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多采用互助担保模式进行融资。他们的融资成功,不仅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同时也促进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本文为解决集群内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并对其分离均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担保公司应设置有效的担保机制,减小高收益能力企业加入共同担保基金时的出资额F₁,增大低收益能力企业的出资额F₂,同时提高可为高收益能力企业的担保比例n₁;而集群内中小企业则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θ,使之与低收益能力企业的θ₂差距尽可能大。     

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与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分析

研究了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问题,对比了可观测企业损失和不可观测企业损失两种情形下基于破产概率约束的最优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保费厘定。研究结果表明：在可观测损失和公平保费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的期望效用时,存在最优安全投资额,并且政府补贴和强制性约束都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安全投资;但是当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只有强制性约束才能增加企业安全投资使得总效用最大化,并且企业的最优安全投资与损失的可观测程度无关。在不可观测损失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期望效用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增大,而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存在正网络外部性,即任何企业均不敢轻易的减少安全投资,即使同在一个网络中的其他企业减少了安全投资。此外,在破产概率约束下,随着保费的增加,当损失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也增加,但期望效用减少了;而当损失不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和期望效用均减少。本文所得结论对政府设定强制性标准,以及企业利用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进行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最优减排技术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得到了清洁工艺治污和末端治污企业的减排研发绩效，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最优补贴政策下，技术溢出率、污染损害程度及排污税对企业治污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补贴政策下，企业最优的选择为末端治污技术，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最优补贴政策下，当污染损害在一定范围内时，无论技术溢出率取何值，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视角，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都为清洁工艺治污技术。最优补贴政策下，无论排污税取何值，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都高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排污税影响不同治污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当排污税较小时，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情形，当排污税较大时，末端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情形，为保证企业的减排技术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致，取得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政府应设置一个合理的排污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