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域下公共权力转型的路径分析

<正>公共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公共权力行使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然而,在传统社会,公共权力往往反映了单向维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和民众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治理理念深入人心,传统社会逐步过渡为现代社会,传统公共权力也面临着适应时代发展而转型的迫切需要。借鉴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以达成公共权力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标,寻求公共权力转型的路径是本文的研究旨趣。     

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分析

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公共权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权力的特征,即垄断性与公共性。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运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或者是公共权力主体以权谋私,便会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公共权力的异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降低公众对公共管理和政府的满意程度,并最终会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必须防止公共管理过程中权力的异化,保证公共权力的合理运行。     

试论公共权力异化的成因与制约

本文描述了公共权力异化的各种表现,进而从人性二重性和制度不完善两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公共权力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构建完善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和充分厘清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公共权力价值取向目标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关于公共权力效率与公正两种价值的争论一直持续不体。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公正与效率是佘共权力两个重要的基本价值范畴。二者首先是相辅相承、互相促进的,效率提高有利于公正在更大范围实现;公正是效率的根本保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冲突。而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确立与我国公共权力模式相适应的公共权力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或者公共权力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将走向虚无。     

权力腐败与制衡机制探略

在一切社会中,腐败总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即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从权力腐败的根治来看,反腐是治标不治本,防腐才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就必须为权力的运作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即权力之间的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发展对完善我国权力监督体系的启示

权力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一旦失衡便会祸国殃民,因此权力制衡是世界各国宪政的最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权力制衡机制,谋求建立科学、民主、高效、和谐的权力监督体系,但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等不和谐现象依然存在。     

双重制约与公共参与:破解县委权力公开难的理性策略

按照权力授予原理,人民群众拥有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是,由于权力自身的惰性、扩张性和过度理性,这种朴素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不时遭遇挫折。于是,我们党力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并尝试将公开范围从行政权力延伸至党委权力,选择县级党委作为党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突破口。应该说,这种尝试既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向,也符合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理路。但从实践进展看,当前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作并没达到预设的理想效果。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忽视了促进县委权力公开的内外要素——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制约和公共参与。唯有合理规划这些内外要素,才能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作提供充足动力。     

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腐败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权力本身，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不可避免产生权力的滥用。拥有权力就拥有影响力、支配力，如果没有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腐败。因此，研究权力运作过程中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约束研究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在政治权力的角逐场上,权力的博弈让很多腐败走向"地下",权力腐败之毒瘤逐步向政治肌体转移渗透,变成更多更难根治的腐败顽疾。一条被中外实践反复证明的权力腐败律要求我们给权力套上枷锁和缰绳,要给权力的运行以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与约束。政治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共生关系使得扫除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毒瘤成为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以权力约束权力

<正>18世纪中叶,孟德斯鸠提出了一条著名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一论断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又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制约公共权力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就要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并且给予各部门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正如汉密尔顿     

略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法国大思想家盂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防止权力失控或滥用，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在现代社会，往往设计出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并以法律作为运行规则，即把权力制衡融于法治之中。权力的制衡有丽种形式，其一是政治系统内的制衡，其二是政治系统外的制衡。前者是指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在我国还包括党政系统的纪检和监察等；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制衡，诸如社会监督、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还有社会教化．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道德自律等等，也属于权力制衡的范畴，其目的都在于规范权力的运作。     

论“软权力”与美国权力结构的失衡

约瑟夫.奈在冷战后期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冷战的结束给美国带来了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上的绝对优势。但自伊战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粗暴的单边主义军事行动和在敏感地区强制推行民主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直接导致了美国外交中软权力和硬权力的结构失衡,并从整体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力量。     

权力配置改革是发展转型的关键

权力配置改革,既是权力结构与权力形成及运行机制改革,也是社会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以公共组织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组织保证是公共组织的品质或质量,而公共组织的品质或质量是靠"权力结构"的"公     

制约公共权力的伦理思考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不一致性和人的理性自利性，决定了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失范的风险。制度规权作为整个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种主要途径，从权力和利益两个方面对公共权力进行着有力的制约。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和高交易成本问题，制度规权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外在性局限。通过政府职业伦理建设培养起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良心和个体伦理自主性是规范公共权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扭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家族权力成本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

以香港利丰集团的百年家族治理历程为案例,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家族权力成本的决定作用。研究提出,家族权力成本由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构成。前者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后者则体现为家族权力行使中发生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等。案例分析归纳出影响家族权力成本的因素,包括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3个维度。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从城市房屋拆迁中看我国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

政府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的重要主体部门,其公共权力的运用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政绩工程"、"土地财政"等利益的驱动,导致政府部门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引发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因此,矫正政府公共权力异化,恢复公共权力本来面貌,将成为保障顺利拆迁,防止暴力拆迁的重要举措。     

论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控

针对政府部门内部权力滥用与政治腐败等问题,本文以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控为主要内容,提出应该充分运用监督机制、法律机制与激励机制来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法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