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调查研究分析

本文调查了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股利支付水平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股利分配动因.2006年5月和8月,我们对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82家上市公司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两期培训班60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进行问卷调查,累计收回有效问卷123份.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决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时,首先考虑公司是否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和持续经营现金净流入量;股票股利高低主要受公司扩张计划、当期每股净利润和未来预期每股净利润的影响;每股资本公积金是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首要影响因素;支付现金股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期和以前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部分CFO同意公司应设立现金股利目标支付率并逐步调整至目标支付率,反对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支持"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大股东陶空理论.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分别对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为股东财富效应理论提供了充分证据.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问题研究——基于所有权结构的一个Logistic分析

本文选取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有关控制权结构与现金股利的数据,探析控制权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的确导致了股利决策的异化,而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使得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决策的影响产生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股改后,民营控股股东依然有很强的派现意愿;不论何时,实际控制人现金流量权对派现意愿的影响掩盖了企业成长性对股利决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问题及对策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在2005年启动的一项新的改革工作。在新的背景下上市股利分配政策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首先介绍了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并选取股权分置改革后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比率的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股利分配政策的建议。本研究对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保障上市公司良好的发展和维护股东的利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全流通时代下的股利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出发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我们利用传统的增长机会与自由现金流来识别过度投资公司,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我们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这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国内特殊存在的非流通股以及国有股对于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影响,通过同样的事件研究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市场宣告反应检验,结果发现:非流通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非流通股的存在对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宣告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国有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大了管理层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并确实影响了现金股利的发放。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基于迎合理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0年的数据,基于迎合理论,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反映投资者偏好的现金股利溢价并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解释力显著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股改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的偏好。股票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在股改前后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政策与中小股东的偏好密切相关。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分配政策是公司将企业的盈利在留存和支付股利之间进行分配的行为,它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之一。恰当的股利政策不仅可以树立上市公司的良好形象,而且能激发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能使上市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既兼顾公司和股东双方利益,同时又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以吸引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股权分割、公司业绩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首先回顾了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 ,发现并没有一致的实证依据证明股权分割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上市公司1995～200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 ,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迁进行了实证的研究 ,结果发现:(1)公司的业绩与非流通股 (国家股、法人股 )比例呈显著的U形关系 ,非流通股独大或独小并没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适度混合的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是最不利的;(2)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整体呈逐年加速下滑趋势 ,而股权分割的差异对该趋势无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 ,把股权分割当成是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是具有误导性的 ,私有产权和全流通并不能消除股票市场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无法对政府、大股东和管理层的剥削行为进行约束 ,导致市场诚信的丧失。在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不同性质的公司控制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股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投资者保护为基础 ,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架构下 ,当务之急是推动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引入“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效率     

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现金股利行为——来自中国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对其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在由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并且发现,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股本规模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     

股东价值取向差异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实践问题——佛山照明案例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了业务发展策略、投资行为和红利政策截然不同的2家同行企业上市以来,短期及长期股票投资收益,长期经营业绩和行业竞争地位。在短期投机交易获利偏好主导股票市场的环境下,佛山照明坚持基于增强主业产品市场持续竞争优势的业务发展策略和高派现政策,嘉宝集团采取迎合股票市场短期投机交易偏好的业务发展策略及高股票股利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佛山照明没有给部分短期投机交易的A股股东创造资本高收益,但为大多数长期股东创造了价值。嘉宝集团则相反。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股票市场投资者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都会多样化,股东价值最大化是股东细分市场上的目标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不是笼统的所有不同风险偏好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本文结果对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实践、正确运用金融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等有启示意义。     

财务保守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财务保守行为是指企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地采用低财务杠杆的财务政策的一种行为。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管理观点相比,保守的财务政策更加注重获得财务灵活性以防范风险和捕捉未来的投资机会,是一种崭新的资本结构管理的观点。本文运用LOGIT非线性回归模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别从产业组织、资本市场和治理结构3个方面考察了影响财务保守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由产品市场竞争决定的企业本身的内源融资能力是财务保守行为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而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府管制和产业组织情况;资本市场的估价状况对于财务保守行为有重大的影响,我国股价高估的资本市场环境,以及二元割裂、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使得非流通股股东偏好从增发和配股中获取利益,客观上造成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而这种偏好表现在资本结构上,就是财务保守行为,可以称之为企业融资战略对于财务保守行为的影响;最后,我们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财务保守行为和公司竞争战略之间有足够的联系,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管理方面较少地考虑到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尚待进一步地提高。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股利分配决策模型研究

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假设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建立恰当数学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和外部融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减少;股权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增加。论文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扩展和深化了Deshmukh、Goe和How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资本市场财务呈报管制:理论及其对中国实践的解释

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一方面 ,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制度建设正不断完善;另一方面 ,一系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欺诈案件却频繁爆发。本文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为此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解释内生财务呈报管制的形成以及构建有效财务呈报管制的前提条件;在此框架内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呈报管制无效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考察 ,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全流通条件下的股东分散持股结构与公司控制权市场失灵——基于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兴业房产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其公司控制权市场机制表现出了与西方主流理论和国内普遍研究结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外部,公司股权的全流通与分散性没有引发更多的市场接管行为;在内部,代理权结构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超稳定性特征,且持股比例相近的股东对大股东的监督机制也归于失效。在公司控制权市场双向失灵的状态下,公司股票的全流通条件使公司遭遇了另一种“流动性”风险。该案例为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若干思考和启示。     

基于可变强度跳跃-GARCH模型的资产价格跳跃行为分析——以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数据为例

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地震等突发事件不断冲击着我国金融市场,各类资产价格频繁出现大幅跳动,收益风险短期内急剧扩大。鉴于此,本文构建了门限效应下状态变量依赖自回归强度跳跃-GARCH模型（简称TSD-ARJI-GARCH模型）来探讨股票资产价格随时间平滑波动和大幅度跳跃的双重特征。该模型扩展了现有可变强度跳跃-GARCH模型,克服了片面强调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局限性,既允许跳跃强度受单个资产异质因素的内生驱动,以刻画跳跃变化的时变性及集聚性,也考虑了外部状态变量影响的门限效应。通过对不同类型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模型对各类上市公司股票资产价格跳跃特征都具有较好的辨别和预测能力,可为动态监管金融资产的跳跃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股票回购:公共治理目标下的利益输送——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回购案例的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证券市场1994~2000年发生的陆家嘴等5起股票回购案例,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动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分析显示,国外关于股票回购假说无法对上述5起回购案例的动因做出合理解释。进一步研究的结论是,上述5起国有股回购的成功实施,其主要动因在于满足地方政府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等公共治理目标的功能诉求,是上市公司向国有股控股大股东的利益输送。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