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且押金返还回收商的闭环供应链定价与利润分配研究

在政府对回收商实施押金返还制度下,本文研究由一个回收商和两个竞争制造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如何同时解决成员策略优化与利润分配问题。首先采用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方法,通过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耦合融通构建一个闭环供应链交易模型。然后在非合作博弈部分考虑两个制造商的定价策略,形成任意竞争局势,通过纳什均衡分析制造商在考虑合作博弈部分分配利润得到的支付值时的最优价格策略与最优利润;并在合作博弈部分,应用冯·诺依曼联盟特征函数方法和Shapley值,分析非合作博弈部分形成的任意竞争局势下闭环供应链回收率、回购价和分配利润。最后通过数值实例说明,押金等相关因素对押金返还制度下闭环供应链成员的最优价格、最优回收率和最优回购价的影响,体现押金返还制度作用于回收商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押金返还回收商的政策作用下,产品回收率上升、售价降低,促进回收再制造的效果显著,但政府与企业都需考虑合理的决策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回收责任分担视角下零售商主导闭环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研究

研究零售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奖惩机制问题，分别建立了四个博弈模型：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研究表明：政府对制造商实施奖惩机制、政府对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以及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三种情形下零售价、回收率和批发价相等，且总利润相等；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实施奖惩机制与其它情形相比，废旧产品的回收率较低，批发价较高，且总利润降低，但四种情形下零售价相同；当政府同时对制造商和回收商实施奖惩机制时，若制造商承担的回收责任较大，则闭环供应链成员都能从奖惩机制中获益。     

奖惩机制下制造商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

本文分别建立了集中式决策,无奖惩机制的分散式决策以及奖惩机制下考虑制造商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通过逆向归纳法对三种情况下决策变量的求解与比较,分别得到了闭环供应链的回购价、批发价、零售价及回收率。研究表明：与无奖惩机制下的分散式决策情形相比,政府奖惩机制能有效引导制造商降低新产品价格、提高回收率、增加闭环供应链各成员企业的利润,同时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的利益;奖惩机制下主动回收废旧产品的制造商利润增加,不回收的制造商利润降低,有效引导了制造商的回收积极性,同时回收商与零售商利润的增加也提高了她们参与闭环供应链的积极性,进而使得整个闭环供应链的成员企业有效协调。     

奖惩机制下具竞争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模型

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加强了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再制造的管制。本文研究了两个制造商竞争情况下基于政府奖惩机制的制造商的废旧产品回收决策问题。具体研究时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中只有一个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制造商都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研究表明:奖惩机制下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的制造商的回收率提高;无论制造商是否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其新产品销售价均比无奖惩机制时低,奖惩机制对消费者有利;制造商竞争有利于奖惩机制引导制造商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回收率随再制造率的提高而提高;无论另一个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与否,实施回收再制造制造商的利润随奖惩力度的提高而增加,随政府规定的目标回收率的提高而降低,且奖惩力度越大,降低幅度越明显。算例分析说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政府补贴下考虑零售商不同竞争行为的闭环供应链决策及合同选择

本文考虑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竞争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其中制造商是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两个零售商作为博弈的跟随者,研究政府再制造补贴下供应链的决策及合同选择问题。以集中决策为基准,分别建立零售商内部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和Stackelberg博弈时的决策模型,分析了零售商的不同竞争行为、竞争强度及政府补贴对最优结果的影响,同时对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员间签订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后闭环供应链的决策及利润进行了对比,并设计出可以协调整个供应链的新契约。结果表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行为会使其最优零售价格增大,最优废旧产品回收率及供应链最大利润降低,当零售商内部采用Stackelberg博弈时闭环供应链所获得的利润最低;竞争越激烈,三种模型下各成员的最优定价、回收率及利润都越低;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激励集中决策下的回收行为及促进该模式下供应链利润的增长;当零售商采用古诺双寡头博弈时,成本分担契约的签订可以提高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回收率,而收益共享契约能够使得供应链及制造商的最大利润有明显增长。     

考虑政府引导的电子类产品逆向供应链奖惩机制设计

本文研究了电子类产品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问题,讨论了奖惩机制的最优参数。建立4种情形的决策模型并比较了它们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奖惩机制下逆向供应链的回收率提高;奖惩机制下回收商的利润大于无奖惩机制情形的利润,回收商的积极性提高;适中的目标回收率水平和较大的奖惩力度搭配能够增加制造商的利润,提高制造商的积极性;奖惩机制下废旧产品的回购价提高,新产品的销售价降低。     

EPR制度下考虑不同融资策略的再制造决策研究

基于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EPR)在再制造产业的实施,构建包含制造商和资金约束的再制造商的闭环供应链,分别探讨在选择银行贷款、向制造商直接贷款及延迟支付3种不同融资策略下闭环供应链的再制造决策问题。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再制造商选择制造商贷款融资可实现与制造商的双赢;不论政府是否严格实施EPR制度,延迟支付策略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及再制造产品的社会效益;当政府严格实施EPR制度时,制造商的回收努力水平及再制造商的制造占比与融资贷款利率相关,且废旧产品转移价格是制造商是否愿意严格履行EPR制度的关键。     

考虑政府引导制造商节能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

运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政府引导下制造商生产单位产品的节能程度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分别建立了由制造商、回收商及消费者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的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模型，讨论了政府如何设置最优节能程度来实现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均衡。同时通过利润补偿机制对供应链进行协调。研究发现：为了更好地提高能源节约水平，政府应设置基准节能程度；回收率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增加；在政府制定相同的基准节能程度下，集中式闭环供应链比分散式闭环供应链的节能程度高；在政府制定相同的基准节能程度下，制造商利润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提高，而回收商利润随着政府制定的基准节能程度增加而减少。为了提高回收商积极性，探讨了利润补偿的协调机制。算例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新兴智能回收下制造商转移定价决策

针对新兴智能回收,从闭环供应链渠道设计和回收定价角度,分别构建了单一回收渠道和双回收渠道下制造商一致和差异化转移定价决策模型,研究在制造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中制造商的转移定价和最优利润决策问题。研究表明,相对于单一回收渠道,双回收渠道增加了产品回收率和供应链各成员利润;相对于差异化转移定价决策,制造商采取一致转移定价决策,能实现自身利润和智能回收商利润最大化,但会损害传统回收商利润,且不利于供应链其他成员利润的增长;当制造商采取差异化转移定价决策,虽不能实现自身利润最大,但相对于单一回收渠道,其利润也有所增长,也不会损害传统回收商利润,供应链其他成员的利润也会增长。     

补贴-惩罚政策下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决策研究

通过构建动力电池生产商（以下简称电池商）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以下简称汽车商）关于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在政府不干预和实施补贴-惩罚政策两种情形下，分析了影响电池商和汽车商选择回收与否的因素以及二者均决定回收的条件，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研究结果表明：（1）在政府不干预情形下，当电池商的回购价大于电池商和汽车商各自单位回收价和回收成本之和的最大值时，二者均回收废旧动力电池。（2）在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情形下，电池商的回购价不受政府惩罚的影响。与不干预情形相比，政府单位补贴增大会使电池商的最低回购价降低。（3）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时，当单位补贴大于阀值时，电池商和汽车商选择回收废旧动力电池策略。（4）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能够明显缩短电池商和汽车商开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的时间。此研究可以为政府促进电池生产企业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回收废旧动力电池提供参考。     

政府规制下混合渠道销售/回收的电器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决策

针对混合渠道销售及回收的电器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CLSC),考虑当前我国实施的WEEE规制政策的影响,建立CLSC决策模型,并基于博弈分析方法求得政府规制工具的最优参数和CLSC中各成员企业的最优经营策略及利润,以及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结果表明:政府向电器电子产品制造商征收的WEEE处理基金越高,则产品批发价、直销价和分销价均越高;政府给予WEEE处理商的处理补贴越高,则各WEEE回收企业的回收价格及回收量均越高;消费者环保意识越高以及对WEEE回收价越敏感,都越有助于各回收企业增加WEEE回收量,提高CLSC各成员企业的利润,以及促进社会福利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消费者对产品分销价与直销价的价格差越敏感,则对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润、社会福利以及消费者剩余越无益,但不影响第三方回收企业和处理企业的利润。     

渠道冲突环境下的闭环供应链协调定价模型

在销售渠道和回收渠道均存在冲突的情形下建立了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首先,在分散化定价决策下研究了闭环供应链中的节点企业为了取得各自最优利润,如何确定自己的批发价、零售价、废旧品的回收价和回收补贴价格,以及分析了销售渠道冲突和回收渠道冲突对节点企业定价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然后,以集中化定价决策下的均衡结果作为基准,提出了一个改进的两部定价契约来实现闭环供应链的协调,以弥补分散化决策的效率损失.最后,运用算例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了渠道冲突对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制造商和零售商收益比,以及闭环供应链渠道运作效率的影响.     

政府奖励机制下闭环供应链的利他关切性决策

考虑政府奖励机制的影响,文章对闭环供应链中的利他关切性决策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构建了制造商是否利他关切的两种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模型,并求解给出最优回收决策和政府最优奖励决策;然后,对各模型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分析,讨论制造商的利他关切对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设计“数量折扣联合固定费用-成本共担”契约,对闭环供应链系统进行协调。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模型结论。研究表明：(1)政府奖励强度的设置存在阈值。只有当奖励强度大于阈值时,奖励机制才有效,才能促进废旧品的回收。(2)制造商的利他关切行为有利于系统获利,但不利于制造商利润的增长,但是这种利他行为扩大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谈判空间,有利于协调机制的实施;(3)政府最优奖励强度与WEEE回收价格和价格敏感系数正相关,与利他系数正相关。并且,政府奖励强度的增加有利于“数量折扣联合固定费用-成本共担”契约协调机制的达成。     

考虑政府引导激励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决策模型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引导激励下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决策模型。结合实践情况把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归纳为四种模式,建立了相应模式下考虑回收补贴激励的决策模型,并讨论了其最优参数。研究表明：四种模式下的电子电器产品最优零售价及市场需求量均相等;当补贴额度不变时,生产商回收理模式下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率以及各主体收益与补贴对象无关;若赋予生产商一定的回收责任,则经销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模式下的回收率均高于生产商回收模式。数值分析表明,理论上并不存在绝对占优的电子废弃物回收模式,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下的专业处理企业回收模式可达到较高的回收率,建议从制度、对象和过程等角度完善对相关回收主体的引导激励机制。     

碳税政策下随机双渠道库存与协调研究

构建碳税政策下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在考虑渠道之间缺货转换的基础上,研究批发价格合约和双向收入共享契约下渠道间双渠道库存竞争问题,并设计了由双向收入共享合约和转移支付机制组成的组合合约机制使制造商和零售商实现共赢,以此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研究表明：批发价合约和双向收入共享合约下,制造商分别通过调控批发价格和收入分享比例来调控双渠道的库存水平,其中网络渠道最优库存水平随着零售渠道单位碳排放量增加而增加,零售商的库存水平随着其单位碳排放量增加而减少。进一步分析了渠道间单位产品碳排放差异对批发价格,以及传统零售渠道和网络渠道库存水平的影响如何受到缺货转换率和碳税税率的调节。     

奖惩机制下电子类产品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决策模型

研究了电子类产品制造商回收再制造决策问题。为引导制造商回收再制造,设计了一个奖惩机制。建立了制造商回收再制造的三个决策模型并分别比较了三种情形下制造商的决策结果。研究表明:只有回收再制造具有成本优势时制造商才自愿回收废旧产品;当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具有成本优势时,该奖惩机制导致回收率提高、新产品销售价格降低、新产品需求量增加;当回收再制造废旧产品不具有成本优势时,该奖惩机制导致回收率提高、新产品销售价格提高、新产品需求量减少;针对有无回收再制造成本优势情形,分别给出了奖惩机制下制造商利润大于无奖惩机制情形下制造商利润的奖惩力度和最低回收率的临界值;本文结论能够为政府引导制造商回收再制造提供理论指导。     

碳税政策下制造商竞争的供应链定价策略和社会福利研究

本文在考虑消费者环境意识下，探讨了制造商竞争情形下基于碳税政策的供应链成员定价策略和社会福利问题。研究表明，碳税政策的实施均会使得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上升，且普通产品的价格变化总是较低碳产品更加明显；实施碳税政策前后，清洁型制造商面临的产品需求和利润变化总是较普通制造商更具有相对优势；制造商竞争有利于碳税政策引导制造商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实现绿色转型；碳税政策下，不论是清洁型制造商还是普通制造商，他们降低自身产品的单位碳排放量对提升自身产品在需求上的优势或减少自身产品在需求上的劣势都是有益的。当制造商之间的竞争性较小时，实施最优的碳税政策可以显著改善社会福利；特别是当消费者环境意识水平较低时，实施最优的碳税政策更为必要。当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强度较大时，不论消费者环境意识高低，直观税率值1可以作为一个近似最优的碳税政策，用以改善社会福利。     

Coordinating a Supply Chain System with Retailers Under Both Price and Inventory Competition

We investigate a supply chain system with a common supplier selling to downstream retailers who are engaged in both price and inventory competition. We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the pure‐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for the retailer game and study how a supplier can coordinate the system to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Our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 buyback contract can be used to coordinate retailers competing on both price and inventory in a sense that optimal retail prices and inventory levels arise as the Pareto‐dominant equilibrium. With symmetric retailers, the system optimum arises as the unique symmetric equilibrium. Second, the particular type of competition experienced by retailers (price versus inventory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act. Specifically, strong price competition leads to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ith a positive buyback rate, where the supplier subsidizes retailers for leftover inventories; however, strong inventory competition leads to a negative buyback rate, where retailers are punished for overstocking. Using a linear expected demand function, we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of system parameters on the coordination contract and th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We also fi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pplier's optimal contract is asymptotic to the system optimal coordination contract as competition becomes fierce.     

创新驱动下光伏产业供应链的竞协研究——基于政府竞争政策

将政府竞争政策与技术创新因素引入到两级多晶硅供应链博弈模型中,研究不同情形下政府竞争奖励与技术创新努力水平对于各级制造商最优利润的影响。构建关于硅片批发价与光伏系统销售量的利润博弈模型,求得了各级制造商的最优利润函数,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竞争与协调两种情形下竞争政策与技术创新因素对于各级制造商最优与整体供应链总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竞争政策有利于增加制造商的利润;(2)技术创新努力水平的升高可以较快的增加制造商的利润;(3)与竞争情形相比,协调情形下各制造商的利润及整个供应链总利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