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专利的R&D项目实物期权评价

在有专利情况下,开发了一个R&D投资模型,结合R&D投资过程的特点,把R&D投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被模型为欧式期权,另一个是开发阶段被模型为永生美式期权,从而把R&D项目投资机会模型为复合期权,给出了R&D期权价值的解析评价公式和最优投资决策规则,并讨论专利宽度(Patent Breadth)对R&D期权价值和R&D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申请专利的条件.     

价值与风险感知对好评返现行为影响的演化分析

为探究C2C平台在线评论中好评返现行为的演化机制，将前景理论和风险感知因素引入演化博弈过程，构建了有别于传统收益矩阵的收益感知矩阵，以更好地刻画奖惩机制设置下买家和商家行为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从前景理论和风险感知的视角诠释最优演化结果难以实现的原因，通过仿真收益和价值感知等不同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有针对性的提出治理好评返现的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者的认知偏差、乐观偏见、确定和反射效应将使系统难收敛于最优演化稳定点；提高决策者对"收益"和"损失"的价值感知及损失规避程度有助于系统演化至最优结果；当博弈双方的初始选择概率，买方的客观差评收益、道德成本、公共利益感知和卖方的好评返现运营成本、抢占市场收益等参数围绕阈值变动时能够改变策略的演化倾向和稳定性。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供应链中的创新模式选择与R&D策略研究

创新模式的合理选择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基于供应链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下游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R&D因素与下游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及其对上游企业期望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内生溢出对上下游企业R&D投入与期望收益均具有正向作用,并与下游企业选择颠覆性创新模式的可能性正相关;而R&D投入与下游企业选择渐进性创新模式的可能性正相关;下游企业选择颠覆性创新模式的可能性对上游企业R&D投入与期望收益具有负向作用。根据这些结论,最后给出了上下游企业的R&D策略。     

吸收能力、研发合作创新激励与补贴政策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吸收能力的非合作研究与发展博弈模型,比较了有和没有吸收能力情况下的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有吸收能力的企业R&D投资要更高,接着探讨了产品替代与互补关系下的技术溢出选择对产业的影响和社会最优选择的R&D投资水平及其补贴激励政策。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8L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与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分析

研究了强制性约束下企业信息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的最优决策问题,对比了可观测企业损失和不可观测企业损失两种情形下基于破产概率约束的最优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保费厘定。研究结果表明：在可观测损失和公平保费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的期望效用时,存在最优安全投资额,并且政府补贴和强制性约束都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安全投资;但是当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只有强制性约束才能增加企业安全投资使得总效用最大化,并且企业的最优安全投资与损失的可观测程度无关。在不可观测损失情况下,当最大化单个企业期望效用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增大,而最大化所有企业效用时,存在正网络外部性,即任何企业均不敢轻易的减少安全投资,即使同在一个网络中的其他企业减少了安全投资。此外,在破产概率约束下,随着保费的增加,当损失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也增加,但期望效用减少了;而当损失不可观测时,企业的安全投资和期望效用均减少。本文所得结论对政府设定强制性标准,以及企业利用安全投资和网络保险进行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具有技术许可联盟的R＆D投资决策

本文开发了具有技术许可联盟的R&D投资决策模型.考虑了技术许可前后市场结构的变化,利用连续时间阈值自回归过程来模型这一非线性变化的特征,根据实物期权定价理论和博弈理论,给出了R&D投资项目的价值和最优投资规则.通过数值分析讨论了技术许可前后的收益期望增长率和不确定性以及许可合同中竞争者进入市场的时间参数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的专利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将基于TRIZ理论的非线性技术演化规律引入到专利研发投资的期权博弈模型中,分别在完全垄断市场和双寡头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了受技术演化影响时企业所蕴含的实物期权特征,并基于博弈均衡分析了企业于技术演化时间轴上进行专利研发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和面对具有不同投资风险技术时的应对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在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完全垄断市场中的企业投资临界值会随技术发展下降,进而促使企业对高技术风险专利展开提前投资;在双寡头竞争市场中,企业会为争当领导者而选择放弃其期权价值,将投资提前至专利价值较低的技术发展初期执行,形成非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投资均衡;此外,企业会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呈现优先投资的偏好。本文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在技术发展初期就进行高额研发投资的动机,以及技术自身属性如何对投资决策造成的影响,可以为现实中企业在面临类似投资问题时做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     

产品异质性、成本差异与不完全议价能力企业技术许可

建立了包含产品异质性、研发溢出、企业吸收能力、创新规模、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以及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现有文献中多数可量化参数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力图统一关于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而出现的多样性结论.研究结论表明:1)当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足够大时,创新企业存在垄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可能被产品间足够大的异质程度所打破;2)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作用不仅在于"数量"(许可得益大小)上的获得,更在于"质量"(许可方式)上的选择.3)R&D溢出、吸收能力以及创新规模通过对创新后企业间的成本差异起作用,间接地对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产生影响;4)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并非在所有由成本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所构成的区域内都对技术许可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在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小时,不管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企业间产品替代程度如何,产量提成许可总是最优;而在成本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都较大时,固定费许可最优.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内,最优的技术许可方式随着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从产量提成许可转向固定费许可.     

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策略的微分博弈研究

针对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问题，本文以单个研究机构（大学、科研院所）和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运用HJB方程分别分析了三种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和企业各自的最优研发努力程度、最优研发收益、双方最优研发总收益以及企业对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补贴。通过对三种博弈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1）研发投入补贴作为一种激励策略，可促进研究机构研发努力程度、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收益以及双方研发总收益的提升；（2）协同合作博弈情形下研究机构与企业各自研发努力程度、各自研发收益和双方研发总收益均优于非合作情形。为协调研究机构与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行为，通过讨论收益分配系数α的取值范围进而分析产业共性技术产学研协同研发的收益协调机制。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推导的结果。     

同侪激励机制下政府补贴对制造商绿色研发影响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地方财政支付压力过大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补贴机制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是实现政企合作双赢的关键。在同侪激励视角下建立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静态激励和动态激励两种方案,分析双方博弈中的局部稳定性,探讨同侪激励基金、补贴系数等因素对群体演化路径的影响,从合作机制层面验证了同侪激励的可行性:较低的政府补贴支出仍能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较高的政府补贴支出可能导致补贴困局,动态调节的同侪激励机制可以协调政企双方不稳定的合作关系。     

“研究”和“开发”与专利产出的关系研究——以全球R&D投资顶尖企业为例

由于R&D活动的宽泛性和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等标准与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R&D活动都能够产生专利,只有那些以满足专利申请条件的R&D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专利;显然,专利产出效率与R&D投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以全球R&D顶尖企业为样本,将R&D投资中的R与D进行区分,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分别计算R和D对专利产出的贡献;目的是揭示全球顶尖企业R&D投资结构与专利产出的关系,在发展R&D投入产出结构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与跨越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全球顶尖企业的R&D投资中,R经费的比例占80%左右,R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是D的2倍左右,但具体行业存在差异。研究结果除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外,对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实现自主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R&D投资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同产权企业家激励状况比较研究

本研究采用国际通行的实证研究方法,调查我国不同产权企业家工作激励状况,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比分析不同产权制度下企业家的工作满意度及各种激励因素的情况。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制度下,企业家的激励状况和工作满意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国有企业家满意度低,民营企业家满意度高。相关性分析指出,影响企业家满意度三个最大的相关因素是:工作能否发挥特长、工作成就感和工作是否充实丰富。这说明自我实现和丰富的人生是最主要的企业家激励因素。本研究希望从科学的角度揭示企业家思想工作的基本点及核心因素。     

基于私人过度自信的PPP项目最优补偿契约设计与选择

基于政府对PPP项目补偿决策的困境,引入一种单期补偿契约,同时考虑到私人投资者在政府补偿下会存在过度自信倾向,通过“均值-方差”描述而引入私人过度自信系数,建立私人投资的期望效用函数,从而运用主从博弈方法分析私人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对政府最优补偿契约的影响,进而在私人过度自信不可观察情形下,讨论政府最优补偿契约的设计与选择。研究表明：虽然私人过度投资行为并不一定有助于项目预期社会效益改善,但政府总可通过相应地调整契约参数来设计适应私人不同过度自信行为的最优补偿契约,并当私人过度投资不可观测时,可根据其过度自信的概率分布情况来选择使项目预期社会效益比较大的最优补偿契约。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政府的补偿决策,也为PPP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理论支持。     

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洞悉制度因素对企业风险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实证对比, 结果发现:(1)金融危机爆发前, 在整体层面和行业层面上, 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都更倾向于冒险, 且二者间的差距不断缩减;(2)危机爆发后, 不同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风险倾向间的对比较此前出现了一定变化;(3)在高于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风险倾向均与前景理论的预期相悖。这表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企业风险行为, 同时, 企业自身改革、发展水平, 以及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也会对其风险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我国企业风险管理机制构建应立足改革与发展, 努力实现政府、企业和市场多方联动, 内外兼修。     

基于社会福利的专利研发投资策略评价

专利技术的研发投资策略不仅影响企业价值还会影响消费者剩余,两种影响通常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效应,从而导致专利研发投资决策对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针对旨在通过研发专利技术从而垄断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和消费者剩余模型得到非合作博弈(即专利竞赛)和合作博弈两种模式下的总投资净现值和消费者剩余,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则两企业的研发能力差异越小、专利技术的成长性越好、无风险利率越小、专利产品质量越低时,社会计划者的政策越应有利于合作研发模式;反之,政策越应鼓励竞争.而专利研发投资成本及初始价值会对两种模式下的社会福利差异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政策的倾向性不确定.